一、 经济增长理论与经济增长因素分析的简要评述
　　20世纪40年代哈罗德和多马的长期经济增长模型被视为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出现的标志。但是,由于哈罗德——多马模型假定资本报酬率是常数,这就间接地假定了资本和劳动在增长过程中不能相互替代,从而使均衡增长的条件难以满足。美国经济学家索洛在仔细研究哈罗德经济增长理论之后,放松了资本与劳动不可替代的假定,从而创立了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局限性在于它假设技术进步是外生的,它不能解释为什么发生技术进步,同样它也无法解释世界各国人均收入水平的差异和实际人均GDP增长率的差异。以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卢卡斯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充分吸纳了经济增长研究的最新成果,克服了在增长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的局限性,为经济增长理论带来了生机和活力。但他们同样忽略了制度变迁的影响因素,把制度变迁作为外生变量。制度学派对经济增长则提出了全新的观点,认为资本积累、技术进步等因素与其说是经济增长的原因,倒不如说是经济增长的本身;经济增长的根本原因是制度的变迁,一种提供适当个人刺激的有效产权制度体系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诺斯,1994)。
　　经济增长的因素分析是伴随着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而发展起来的,经济增长因素分析法中最为主流、传统的方法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索洛提出的索洛法,并认为“索洛剩余”是技术进步的结果(索洛,1957)。此后乔根森、丹尼森等人对索洛法进行了改进:一方面是提出了一些测算收入和资本、劳动等投入的新方法;一方面是根据增长理论的进展引入了一些新的解释变量,如人力资本等。本文制度将作为一种增长要素引入生产函数,估计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二、 制度变迁对经济增长作用的定性分析
　　(一)制度对人的行为提供激励。
　　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秩序和行为道德、伦理规范。作为一种规则的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决定正是通过对人的行为的影响,确切地说,是通过对人们参与各种经济活动的积极性的影响来实现的。法国经济学家勒帕日指出:“从根本上讲,经济增长的起因是社会全部运转费用的下降(不仅包括本来意义上的生产费用,还包括交易费用、情报费用、组织费用等等),而这种下降本身又取决于社会成员愿意在全部活动中更加节省共同体有限资源的积极性。”要使人们积极地从事这些有利于经济增长的活动,显然必须使他们受到刺激和激励。没有受到刺激和激励,人们是不可能积极地去从事这些活动的。什么因素能给人们的行为以刺激和激励呢?显然,它离不开各种各样的制度,即一个有效的制度结构。这里,制度对人的行为具有刺激和激励作用可以借助博弈论来说明。
　　假定目前有奖勤罚懒和平均分配主义两种分配制度,在奖勤罚懒制度下,勤快的人可以获得4个单位的报酬,而懒惰的人只能获得2个单位的报酬,在此制度下,甲乙两人的占优策略都是选择勤快。在平均分配主义制度下,无论是勤快的人还是懒惰的人都能获得2个单位的报酬,因此,值得注意的是,在一人懒惰而另一人勤快但两人却获得同一报酬的情况下,这两人对2个单位的报酬的效用是不同的,懒惰的人相当于获得3个单位的效用,而勤快的人却只相当于获得1个单位的效用。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下,二人的占优策略都是选择懒惰。
　　由此可见,好的制度可以对人的行为产生激励作用进而促进经济增长,而不好的制度却抑制人的行为的积极性,从而不利于经济增长。
　　(二)制度可以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
　　巴泽尔把交易费用的概念限定为权利的获得,保护与转让的成本。由于交易是有成本的,所以产权作为经济问题还从来没有被完全界定过。产权的界定越不完全,它的获得、保护和转让的成本即交易费用越大。交易费用的大小直接影响经济绩效以及组织的竞争力。因此,经济系统往往采用种种有效的手段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在各种有效手段中,制度的功效尤为显著。作为最基本的、最核心的经济制度的产权制度,它的有效安排可以明晰产权的界定,从而降低交易费用,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市场经济正常运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因此有效的产权制度的建立,能形成合理的市场价格机制和有效的激励机制,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
　　三、制度变迁与福建省经济增长作用的实证研究
　　(一)理论模型的建立。
　　本文采用改良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作为衡量制度变迁以及其他投入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理论模型。传统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产出的解释只包括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进步,其函数形式为:
　　 Y=AK L(1)
　　其中,Y表示产出;A表示技术进步;K表示物资资本投入;L表示劳动投入。由于制度变迁因素可量化,我们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型中引入了制度变量,则新的生产函数为:
　　Y=AK L I (2)
　　新引入的变量中,I表示制度变量, 是其指数,是回归方程要求的解。通常,由于产出、资本和劳动都与时间具有显著的同向变动性,因此,取人均资本和人均产出作为生产函数回归数据,可以消除多重共线性。于是,取y=Y/L,k=K/L,方程(2)可表示为:
　　 y=Ak I (3)
　　对(3)式求自然对数得:
　　 lny=lnA+ xlnK+ lnI (4)
　　这就是本文进行回归的理论函数
　　(二)变量选取及数据处理。
　　对于产出,本文使用2009年《福建统计年鉴》提供的地区生产总值数据来描述,并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标准化;对于劳动投入,使用从业人数来代表;对于资本投入,采用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数据,并以1978年为基期进行标准化;为了对制度变迁进行量化测度,本文参考金玉国(2001)的研究成果引入四个制度变量,分别对制度变迁的几个方面进行描述:
　　1、非国有化率(FGYH)。
　　该指标反映经济成份多元化的程度。转型时期经济成份多元化在宏观层面上主要表现非
　　国有化,由于经济成分的非国有化改革集中体现在工业领域,因此非国有化率可以用工业总产值非国有工业的总产值代表:
　　FGYH=非国有工业总产值/全部工业总产值
　　2、市场化程度(SCH)。
　　该指标用来反映资源配置经济决策市场化的广度和深度。本文选取投资的市场化指数来表示,即用全社会投资中扣除了国有投资占总投资的比重来表示,公式如下: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