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绅士观念的实质正如这个词（gentleman）所说的，它来自一个纯洁的基因或得到很好的教养，因此能够温文尔雅并富有同情心，举止得体并充满想象力。”[7]强调“温文尔雅并富有同情心”的绅士理念是在维多利亚时代道德规范的基础上建立的，并随着帝国扩张转播到世界各地，成为英国人民族精神的外在身份标识。小说中达林顿勋爵在对手眼中“是位典型的英国绅士。公正体面、诚挚坦率而且本意善良。”[1](84)
与之相反，美国大使刘易斯在小说中被塑造成一个美国式功利主义的典型。为阻止法国与英国在改善战后对德待遇问题上取得一致，使美国国家利益最大化，刘易斯违背诚信，甚至不惜在会谈中使用挑拨离间的手段。他曾毫不客气地指责勋爵“是位业余政治家，而当今的国际事务已不再适用于绅士型的业余爱好者”。[1](84)勋爵回击刘易斯的“专业主义”意味着“要将更个人的贪婪和利益置于优先，而不是看见世界充满良知和正义的强烈愿望”。[1](84)
　　小说中这一情节象征着以绅士风度为代表的英国文化系统和以功利主义为代表的美国文化系统的一次碰撞。无论其代表的是何种高贵情操，在现代政治实务中，绅士理念因为落伍且不切实际而居于下方。正如刘易斯预料的那样，勋爵之后反被纳粹势力利用，成为反犹太运动的支持者，不仅解雇府上两位犹太裔女仆，还“试图劝服首相本人接受访问希特勒先生的邀请”。[1](183)
　　“文化系统之间同质因素越多，其中一个文化系统抵御另外一个文化系统的渗透和影响的能力就愈弱，美国很自然地成为英国认同建构的另一个敌人。”[8]英国在重构民族特征的过程中面临着美国化的严重威胁。小说中管家史蒂文森原先认为自己无法对新主人美国式的调侃逗趣作出得体应对，并将此看做为“非以热情去履行的职责”[1](13)，但到了小说结尾，史蒂文森却认为“调侃打趣正应该是雇主期望职员去执行的，合情合理的职责”[1](201)。美国文化系统掌握话语权是战后英国重构英国性遇到的又一问题。
　　四、结语
　　《长日留痕》的作者石黑一雄与拉什迪、奈保尔三人并称“英国移民文学三雄”。石黑一雄1954年出身于日本长崎，六岁随双亲移居美国，在英国接受教育。由于种族背景的不同，他能够跳出英国的传统身份意识，从局外人的角度观察战后英国社会重构的过程，对于何为英国性有着更为清晰的认识。小说题名为《长日留痕》(The Remains of the Day)，以落日余晖的意象暗指昔日的帝国辉煌，战后英国社会传统的失落和越来越难以维系的历史延续感，其中英国历史上最古老并长期占据特权地位的阶层英国贵族的衰弱尤为典型。小说由此揭示了战后英国应对美国为主导的经济秩序，维护帝国遗产和殖民话语权，抵御美国化威胁等一系列与重构英国性相关的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对英国民族身份和价值理念重塑过程进行了深刻审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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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李春.石黑一雄访谈录[J].当代外国文学,2005,(4).
　　[3]鲍秀文,张鑫.论石黑一雄《长日留痕》中的象征[J].外国文学研究,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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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刘向东.敬业的男管家——评日裔英国作家石黑一雄的小说《黄昏时分》[J].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4,(2).
　　[6]赵希方.后殖民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200.
　　[7]Cook,E.T.&Wedderburn,A.The works of John Ruskin[M].London:Gorge Allen and Unwin Ltd.,1909:197.
　　[8]洪霞.在二元选择之间:当代英国文化模式解析[J].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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