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在民生类计划中（含防灾、数字典藏与数字化学习计划），与社会安全、教育和社会文化密切相关。“防灾”科技计划是台湾最早开始实施的“国家型”科技计划之一。由于台湾地处亚热带地区，台风频繁且台湾属于世界上有感地震最频发的地区之一，有73%的土地和人口处于易遭受地震、洪水及干旱等自然灾害之中，在世界上也属于易受自然灾害损害的地区之一。因此，将防台风（含气象、防洪与泥石流研究）、防震（地震及地震工程研究）及体系建设（防灾救灾体系、社会经济和防灾救灾信息），促进科研成果的应用等列入防灾科技计划之中开展重点研究，该计划与推动产业化发展关系不大。数字典藏与数字化学习是唯一一项涉及文化教育领域的“国家型”科技计划，主要为适应知识社会发展趋势及数字化时代的需求，平衡社会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在知识经济产业化方面进行探索，为文化教育领域的发展提供支持。民生类计划的投入在整个“国家型”科技计划中所占的比例原本就不高，而且在实施过程中还出现了计划的“关、停、并、转”现象，研究领域逐步缩减并且单一化，目前仅有“数字典藏与数字化学习”一个计划尚在执行中。这种现象可以理解为，这类计划被认为与推动产业升级和提升台湾经济作用有限，与设立、实施“国家型”科技计划的初衷联系不紧密，因此逐渐被边缘化。
　　4．能源“国家型”科技计划是台湾“国科会”推动的第十个“国家型”科技计划，其涵盖的领域相当广泛，其性质也比较特殊。由于能源技术是近百年来全球技术开发的焦点，属于相当成熟的技术范畴，因此需要开展基础研发的技术和进行产业化拓展的空间并不太大。由于台湾常规能源缺乏，99%的能源需要进口，而风力、太阳能和潮汐能等可再生能源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在台湾反倒有一定的空间。因此，能源“国家型”科技计划把重点放在了节能减碳、能源技术（重点在可再生能源技术）及能源技术综合利用、政策规划与人才培养等方面，研究课题涉及的范围广，首期计划（五年）的预算就达到300多亿元。由此看来，能源“国家型”科技计划不能看着是一项单纯的经济产业类计划，它与社会发展和民生都密切相关。
　　5．“国家型”科技计划的设立、管理和绩效考核已形成体系。台湾“国家型”科技计划由“国科会”依据全台重大科技会议确立的重要项目及台湾各项建设所需审议立项。计划项目一般由业内科研机构或产业主管部门提出构想，经“国科会”审议通过后即成立计划指导小组，负责遴选总主持人、批准设立计划办公室并审议纲要计划书。各计划依其涉及的领域不同，均确定多个行政部门主管。例如：“农业生物技术”计划的主管部门有“国科会”、“农委会”和中研院，而“网络通讯”计划则由“经济部”、“国家通讯传播会员会”、“交通部”、“教育部”、“国科会”等多部门作为主管，项目经费由计划的主管行政部门依据各自负责的内容按年度列编科技专项预算执行。在整个执行过程中，由计划办公室负责计划的执行协调与管理、定期向“国科会”提交计划执行与评估报告。台湾推动实施“国家型”科技计划的整体投入资金并不算少（例如：2006年度9个执行中的计划预算总额为128.1亿元，占当年台湾“行政院”科技预算的18.5%），各计划在不同执行期内的预算也不相同，而且不同计划的预算资金分配差距也较大。各个计划的执行情况都要按年度进行考核并通过《中华民国科学技术年鉴》统一公布，包括投入经费、人力资源、产出论文和专利、培养研究生、产出研究报告、技术转让及吸引投资等，甚至有些计划将发表学术论文层次（如SCI论文数）以及被引用次数都作为产出进行统计。
　　总体来看，台湾的“国家型”科技计划所涉及的领域并不广泛，基本上集中在台湾具有比较产业优势或者认为有较大产业发展前景和影响力的相关技术领域。即使该技术领域属于新兴技术产业并具有较好的产业发展前景，计划所涉及的范围也是局限于该技术领域中的某些点而不是全面推进。这一方面可以看成是台湾推动“国家型”科技计划在设立时就考虑了“目标有限”的原则，也可以认为是因台湾在这些技术领域的基础研究并不广泛，无法全面企及整个领域研发的因素所致。另外，与国防、安全有关的项目也未列入“国家型”科技计划，因此台湾的“国家型”科技计划对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持并不全面。经过十多年的实践，台湾的“国家型”科技计划从领域研究重点、计划管理、预算分配、执行过程以及投入产出公布等基本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程序和办法，对计划的投入和产出都要定期进行考核并公开。在计划的产出方面，虽然各计划都强调要加强技术成果转移、推动产业化发展，但根据目前公布的执行结果，多数计划的产出大都集中在学术论文、人才培养和专利产出等方面，而通过计划实施所实现的技术成果转让、成果产业化和吸引投资等方面的效果却显得差强人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