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论
　　预设是一种复杂的语言现象,在翻译实践中起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语用预设可以引导译者更加彻底和全面地了解原文内容和背景。语用预设因民族语言文化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译者如果熟知源语和译语语用预设的异同，会有助于正确理解原文。只有在作者和读者共享预设信息时，话语意义才能被顺利传递。
　　翻译过程（Process of Translation）是指正确理解原文并且创造性的将原文意思完整的用另一种语言再现的过程。英国翻译理论家彼得·纽马克（Peter Newmark），认为翻译过程分为理解（Understanding）和表达(Formulation)。理解是翻译的基础和前提，是保证翻译质量的首要条件。翻译中的理解应以忠实地表达原作的意义并尽可能再现原作的意图和风格为目的。在阅读理解原文时，译者要理解原文的意图；原文的语言特点、形式、意义与风格；原文中的文化因素以及原文的读者。本文运用语用预设理论作为指导，针对“理解”这一步骤进行分析。
　　二、对原文意图的理解
　　在翻译实践活动中，译者根据作者的创作背景和意图来揣测原文的意思。如何最大限度的贴近原作的意思是每个译员的不懈追求。原文的作者与其作品有着密切的关系，原文的意图也就是作者创作的目的。作品既是一种创新也是一种写照，通常情况下，作者是根据自身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对周围社会的一种看法和寄托，虚拟在自身的作品当中。可以说，作品中的主人公，或多或少的流露这作者本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作者的人生经历，性格特征，社会环境，创作目的与作品的最终呈现都是分不开的。
　　小说《围城》的创作背景是作者蛰居上海，耳闻身受日本侵略者的蛮横，“两年里忧世伤生”，同时又坚韧而“锱铢积累地”把自己对人生、对学术的感悟与思考付诸笔端。参照小说内容，可以看到，作者着意表现的是现代中国上层知识分子的众生相。通过主人公方鸿渐与几位知识女性的情感、婚恋纠葛，通过方鸿渐由上海到内地的一路遭遇，《围城》以喜剧性的讽刺笔调，刻画了抗战环境下中国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彷徨和空虚，这是小说创作的目的预设。译者需要对原文的创作目的有所了解才能够对小说原文的幽默讽刺却不失意味深长的语言做出相适应的调整。
　　三、对原文的语言风格、特点的理解
　　任何语言都有自身鲜明的风格特点，不同的作家有着不同的写作风格，不同题材也会有不同的风格。翻译不仅仅要将原作所包含的信息传达给读者，而且要将其语言风格和特点同时传递。风格的传达对于翻译而言是一个较高的要求，也是提高译文质量的重要手段。风格体现了作家的个性和情感，是与作者的社会生活经历、个人性格和艺术修养等因素密切相关。诗词歌赋的潇洒、散文的飘逸、小说的凝重严肃、鲁迅语言的犀利幽默、徐志摩诗歌的无拘无束的自由天性，这些风格的变化给译者带来了极大地挑战。反语，讽刺，双关，夸张，讽喻等修辞手法往往不同的语言文化相差甚大，而这种词语会根据语境的变化使用灵活。这些原文的风格和特点预设需要译者细细品味，避免翻译中出现误解和歧义。
　　在两种语言的转换过程中, 也就是源语信息和译语信息的传达过程中,译者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译者的能力水平，知识状态也会影响到对原文的理解。这些原文的预设效果需要译者深厚的功底，广泛的知识储备，才能够对原文风格准确把握。
　　四、对原文的文化因素和读者的理解
　　基冯(T.Givon)从话语分析的角度解释说：语用预设是发话者对受话者可能会毫无疑义地接受的内容所做出的假设。列文森(S.C.Levinson) 将语用预设定义为共同知识 (Mutual Knowledge) ，在交际过程中双方共有的知识，是进行成功交际的必要条件。语用预设的前提是双方共有的知识，只有在认同这种前提的基础上，理解才能达到。
　　译者在理解原文要全面考察原文的历史文化背景、社会背景和读者群。涉及广泛，包括艺术、传统、风俗习惯、道德、宗教等方面。由于不同民族有不同的文化，生存环境和思维方式的差异，语言表达必然是有所差异。中国人说话委婉含蓄，西方人说话直截了当；中国人是集体主义文化取向，西方人崇尚个人主义；中国人强调合作，西方则重视竞争。只有译者对这一预设持认可和接受的态度翻译活动才能够迈出最基本的一步。在翻译中尊重原文的文化独特性同时，也需要对目的语的文化习惯有所了解。
　　五、总结
　　语用预设现象是一种常见而且复杂的语言现象。能够较好的指导翻译实践，在预设理论的指导下，对原文的社会背景和原文的语境进行全面的理解，对翻译的实现最重要一步。译者如果能够很好的掌握这一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熟练地运用，对原文的信息从多个角度进行考察和理解，必将对译文的质量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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