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出发点是，以往的几次教育改革首先振兴了学校，其次推动了公立教育系统，最近以来又激活了大众教育，我们即将经历一场与之相似的改革。本文指出，第四次重量级的教育革命正在悄然兴起、早期的教育革命从广义上说都包括哪些内容呢?

几次早期教育革命

自从符号交流出现以来，人类社会无一例外地认为有必要教育自己的社会成员。1但正如汤因比所言，在大部分人类社会的大部分时间和地点，传播文化遗产的广义教育始终是一种不自觉的无序行为。人们多半是以学习母语的方式来学习祖先留下的遗产。2

而另一方面，学校的起源，至少是现代学校系统的起源，则是最近的事。315世纪以前的中世纪学校已荡然无存，这些最初的学校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4我们也不知道它们的运作方式。历史学家告诉我们，最早的学校是私立的，由教会资助，分散在各地。没有一个统一、协调、有计划的学校系统。学校数量虽少，但多样化程度却极高，能满足各类社会群体的需要(贵族，市民和农夫)。男女区分得极为严格。5学校的宗旨是教授基督教的基础教义，培养学生从事教职。实际技能培训则由家庭和社会负责。

教育的基本方式是教师口传心授、学生用心记忆，学习重点是背涌，6教学方法是多次重复。学生人数很少，也不按年龄分班，所有学生在一起学习。一般说来，教育开始得比较晚，但结束得早，学生在7到9岁之间才入学，大约15岁便离开学校。大学出现之后，教育才延长至学生的青春期以后。当时还没有年级课程的概念，教学也不在专用的校舍中进行，教师就在教堂的走廊里讲课。由于当时的教育需求还停留在初等教育阶段，以这种方式传播的知识非常少，而且没有留下任何记录。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教会学校里只有一两名教师，讲授教理问答和拉丁文，后来才增加了历史、哲学和语言等文科课程。当代研究发现，“儿童显然长时间学习拉丁文单词和句子，但并不理解其中的含义”，7这表明学校课程在几百年里没有发生过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学校教育在中世纪的起源，第一次教育革命的成果是建立了学校。

从文艺复兴到工业革命，政治趋向统一，从而形成了单一民族国家，这期间发生了第二次教育革命。8正是在这个时候，各国开始建立公立教育系统。9起初，欧洲出现了少数一两个知识中心。国家教育系统以官方学校网络的形式首次出现，这些学校遍及全国，专门负责教学，由处于上升期的政府部门负责监督和管理。伴随着这一过程，得益于印刷术的传播和早期科学文化的发展，教育逐步世俗化，标准化。10第一批科学刊物于17世纪下半叶问世。

此时，口头文化开始让位给书面文化。各个科目的教学分开进行，课程按顺序安排，教育方式内部的条理性增强了，而且由于实施了一系列规范学生行为的准则与纪律，教育的外部环境也有了改善。教师摆脱了教会的监督，逐渐发展成为一项专门的职业。儿童按年龄分班(学习年限也有了明确的规定)，在专门的校舍中学习，这标志着学校在社会中获得了独立地位。教育不再仅仅是为了培养虔诚的基督徒，而是扩大为基础培训──广泛讲授民族语言、基督教伦理道德、历史、哲学、语言等文科科目，还包括某些职业教育、勃兰登堡公国是体现教育发展的一个出色例子，公国在1717年宣布基础教育为义务教育，儿童每周必须到校两次，但由于财政和地理原因，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公立教育。在这种情况下，平民百姓的教育同中世纪时一样，仍由当地教士、地主或镇政府开办。11在那个年代，人们多半是文盲。如果伏尔泰的统计可信的话，在1789年，只有37%的法国人会写自己的名字。12

第三次教育革命开始时，大众教育彻底结束了这种状况。大众教育起初等同于大众扫盲。教大众学会如何读写，正是古登堡的一批精英的奋斗目标。13由于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大众教育适时地培养劳动力去适应经济与城市的新需求。北美杰出的教育家，威廉·T.哈里斯，以不容置疑的语言写下了教育的理想：

在现代工业社会中，要赶上开车时间，在工厂里做工，或从事城市所特有的各项活动，都会求绝对的准确与规律。[……]学生必须在指定的时间里学会功课，必须在铃声响起时起立、排队、回家，总而言之，学生在成长过程中无时无刻不伴随着精确。14

为此目的，大众教育采取了一系列到今天仍在使用的方法。首先是在课堂上引入了标准化的教学过程，后来逐步扩展到全体青年的教育；其次是建立了多所学校，由一个中央权力机构负责协调和监督，学校的任务是以严格的时间表与教学大纲为基础，向学生反复灌输涉及身、心两方面的各项纪律；第三，在国家公务员框架内逐渐形成了教师队伍；第四，教育通过不断的考试来评估学生的进步；第五，人们提出了一系列源于教育学的哲学与科学基础原理，为现代国家开展的这项最雄心勃勃的事业提供了概念与方法论的基础。

在过去的2000年里，支持教育的各项理论构成了学校结构与日常工作程序的一部分。它们的出发点是，学校传播的知识发展缓慢、数量有限，但是很稳定；学校是传播信息的唯一渠道，年轻人在学校里相互接触联系；教学的媒介是教师的言传身教和书面教材；学校的作用表现为成功地传授某些知识与行为，有考试成绩为证；需要讲授的知识基本上属于逻辑—数学范畴，学校教育得到了家庭、当地社会与教会的支持。

当代教育改革

我们今天正面临着一场新的教育革命。由于物质与精神力量的影响，学校所在的环境与教育目标正在发生激烈且迅速的变化，教育界本身对这般力量无能为力，却不可避免地受到它的影响。

在全世界范围内，教育在向着信息社会迈进的同时，也正面临着一场前所未有的变革与调整。正如雅克·德洛尔在《21世纪国际教育委员会报告》中指出：“当此全球社会即将从阵痛中诞生之际，教育是个人成长与社会发展的核心。”

全球化网络、交流与各国相互作用的规模、强度、速度与影响促使所有国家反思教育同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关系，信息技术的发展与通讯系统的建立促进了这一过程，也为未来的个人教育创造了新的环境。这种双重变革产生的最典型的结果是造成了一系列失衡，世界银行指出的“知识鸿沟”，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所谓的“有着相同的通讯系统的网络社会”，美国商务部提出的“能够利用网络的人与无缘接触网络的人之间的数字鸿沟”，都源于此。

全球化首先意味着人们彼此之间的相互联系遍及全球，其结果是许多人都曾描述过的日益加深的相互依赖，15无意中给另一地区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16时空被压缩，17全球环境变化同步进行。18

在政治领域，全球化意味着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的界限开始变得模糊，出现了新形式的主权，重新界定民族国家的功能。对国家政府的合法性的关注逐渐让位于对全球治理的考虑。19

在经济领域，全球化意味着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发生了转变，世界贸易的强化与重组，人们越来越重视各国的相对竞争优势，诸如环境灾难和危机的蔓延等“系统风险”的数量增多，特别是极易蔓延的金融危机。

在社会背景下，全球化意味着跨国家的公民社会的崛起，在这种社会中，有更多的人赞成私营部门参与各类公共行为，出现了抗议示威和认同运动，它们彼此呼应，共同反对全球化及其对当地社会造成的影响。

在文化领域，全球化意味着多种族、多文化社会的出现，全球传播业的形成，符号交流跨越国界，各种文明与社会之间围绕各自的神、价值观与传统而冲突迭起。

作为促成全球互联的原因之一，信息与传播技术的革命本身就是改变各个社会活动领域的动力，其中包括：工作与生产，家庭与消费，贸易与商业，娱乐，社会化与知识传播，工业与国家的组织结构，提供服务的方式，以及各类知识与实用信息的传播。

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影响是巨大的，经合组织预测，“传播网与互动多媒体技术的应用正在为现行的社会经济关系向‘信息社会’转变打下基础。人们认为信息社会的出现是由于产业结构与社会关系发生模式转变，就像工业革命改变了农业社会一样。”20

多位作者曾以不同的方式描述过这个新兴的社会，但他们都赋予它一些共同的特征：(1)这个社会正处在形成过程中；(2)它将逐渐具有网络化结构；(3)它以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特别是因特网的传播与覆盖为基础；(4)它将推动知识密集型经济的发展；(5)为有效地发挥作用，这个新兴社会必将以“学习社会”的形式出现；(6)它将带动组织结构、商业、社会和法律革新；(7)它将推动各种发展模式；(8)这些模式的区别在于个人、群体和国家融为一体或受排斥的程度；(9)这个新兴社会中的各个方面都要求更多的灵活性，包括培训机会，劳动力市场和社会关系。21

由于全球化与技术革命这两股力量的共同作用，国际上和各国国内都出现了许多新的失衡。说实话，全球化与技术的进展实在谈不上和谐，它们发展得不平衡，在国际、地区、国家和当地加剧了紧张局势，造成意想不到的后果和一次又一次的动荡不安。新千年伊始，全球化与技术革命是人类活动的必要条件，但同时也是构成乌尔里克·贝克笔下的“世界危机社会”的要素。

最大的危机是排斥。正如卡斯特利斯22指出，起源于互换式网络和传播流通、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新的全球系统具有高度的兼容性和排斥性，兼容信息流通中的主流规则认为有价值的一切东西，排斥它们认为没有价值或不再有价值的一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撰写的《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让世人注意到，全球范围内的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失衡从未像现在这样严重过。在1960年，世界人口中最富有的20%的人的收入是最贫困的20%的人的收入的30倍；到了1997年，这一差距拉大到了74倍。同年，发达国家的居民占世界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却享受着82%的世界贸易增长和68%的海外直接投资带来的好处，全球最贫困的20%的人口在这两项中仅各占1%。在感染艾滋病病毒／艾滋病的病人总数中，有95%生活在发展中国家。10个发达国家投入研究与发展的资金占世界总数的84%。工业化国家控制着全球97%的已注册专利。美国、欧洲和日本占据了信息技术市场四分之三以上的市场份额，仅把21.4%留给了世界其他地区。1996年，全球各地的国际长途电话总数达到675亿个。其中50%是从5个国家打出来的，经合组织国家、香港、中国等20个国家和地区享用着80%的国际运输服务。据最新估算，全球各地的电子存储信息中有80%为英文，较发达国家的居民只占世界人口的15%，因特网用户却占到全球总数的88%。

由此可见，目前的全球网络社会的排斥性高于兼容性，发展方向是权力、资源与能力的集中，而非分散。

教育环境的转变

正是以上种种失衡，再加上全球化与技术革命在拉大差距方面的作用，对教育提出了重大挑战。更确切地讲，当前的情况是：

即便是在今天，南半球各国15岁及15岁以上的文盲仍接近9亿；

七分之一的学龄儿童失学；

经合组织国家的劳动力目前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为11.1年，东亚(不包括中国)为8.1年，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仅为5.4年；

在发展中地区，只有四分之三的小学生读完四年级，初等教育的平均留级率为8%；

如果把留学率和留级情况计算在内，发展中国家约有16%的公共教育资金被浪费了；23

工业化国家的学龄人口约占全球学龄人口总数的25%，但这些国家用于人力资源开发的资金为发展中国家(学龄人口为世界总数的75%)的6倍多。

全球化和技术革命向教育提出了哪些挑战?又提出了哪些新要求？

知识

知识不再是迟缓、有限、稳定的，知识正在不断地增加和更新。目前，全球的知识总量估计平均每五年就要翻一番。24哈佛大学用了近275年才收集到第一个100万册图书，而集齐最近的一个100万册只用了5年。251900年，世界上约有10000种科学刊物，现在已接近10万种。26一位作家曾指出，每年发表的新的数学定理达到20万条左右。27在1960到1980年间的20年里发表的历史著作超过了公元前4世纪以来人类写下的所有史书的总和。28专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知识正在发生“核裂变”，被无限地划分为各个门类。90年代初的研究确认了37000个活跃的科学研究领域，无一不方兴未艾。29仅数学一项就拥有1000余种专门刊物，将此学科的研究成果划分为62个主要课题，又进一步细分为4500个副题。30

目前，知识的特点是数量上的异常丰富与表面上的混乱无序，这改变了按传统方法运作的学校所在的外部环境。无论是课程的统一、课程对垄断的要求，还是认为一切形式的智力不分高下、一律平等的教育智商基本观点，都已经毫无意义。31未来的教育应教些什么呢?学校课程能否适应这一变化，并且跟上变化的步伐?我们怎样才能使学校接受不断的变化?怎样应对前所未有的知识分化与专业化?要表达相对完整的知识观点，需要作出哪些调整?引入某些“横向”做法就够了吗?还是必须有一整套全新的策略？一边是效率更高、更有活力、划分得更细致的科学文化，另一边是试图保留铭刻在“经典巨著”、箴言和诗歌中的传统智慧和完整的价值观的人文主义文化，如何避免二元论?这些问题的答案让人颇费周折，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学校如果墨守工业革命时代遗留下来的各种方法与观点，紧抱着更加陈旧的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不放，就将无法适应这些变革，走向灭亡。

渠道

学校已不再是新一代年轻人接受知识与信息的唯一渠道。如今有了媒体、电脑网络和一个名副其实的知识产业。传统媒体的势力日渐强大，举例说，90年代初的几年中出版的各类图书约有90万种，比20年前增加了80%。32现在又增加了以电子形式传播的信息。1980年，走在工业化国家大街上的人每天遇到的文字数量是1960年的四倍。在这20年中，以电子形式存储的信息以超过8%的速度增长着，平均每十年增加一倍。33过去的问题是缺少信息，或信息的传播速度太慢，而今天的危险是“信息过剩”。随着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的出现，一场革命正在酝酿中，其重要性不亚于印刷机的出现。“我们已经知道了如何利用电磁波的脉冲来表达和传送迄今为止一直以声音、形象和文本为载体的信息。”34正如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主任所说：“人类利用书本、杂志、报纸和录像带来处理大部分信息，速度很慢，这种情况即将被能以光速运行的电子数据传送所取代，数据传输瞬间完成、成本也不高。”35例如，万维网每天都会增添700万个电子页面。36因特网用户只占全球人口的一小部分，而且大多集中在发达国家，但网民的人数一直在稳定增长。在未来5到10年的时间里，因特网用户估计将达到10亿人拉丁美洲目前有1300万人接通了因特网，37到2003年底可能会增加到3000万。38

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的学校应该采取哪些策略?学校对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是视而不见还是为我所用?学校如果不作出改变，能办得下去吗?还是不得不改革，以便充分利用目前的机遇?人们已经在谈论网络一代了，这给教育带来了严峻的挑战。39未来的年轻人更加多样化，他们的语言更加不规范，使用的图形更多，注意力也更加分散，教育能否适应青年人的这种文化?儿童看电视的时间超过了写作业的时间，与同伴玩耍所耗费的精力多于听老师讲课所用的精力，学校怎样才能在这样一个多渠道的社会中维持下去?面对如潮水般汹涌而至的各类信息，学校怎样教学生学会如何分辨和选择信息?学校能应付得了吗?会不会被信息大潮彻底吞没?学校能否指导学生“学会学习”?这个理想会不会是一句永远无法实现的口号?学校能否剔除信息中的“噪音”，遏制那种必然会日渐增强的“不和谐音”?

媒体

教师讲课和书面教材不再是开展教育的唯一媒介。即便抛开最新一代的电子媒体不谈，目前的状况也称得上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巴别塔。电视里每分钟出现3600个形象；每家电台平均每分钟播出大约100个单词；一份报纸可以包含约10万个单词和几百张图片；图书和杂志的信息承载量也不弱于此。更有甚者，人们每天都会看到大约1600条广告，40通过电话和传真接受几千个单词。人们现在还可以接入万维网，通过单一的数字模式收集各种形式的电子传输数据。由于以上种种变化，学校和教师的传统职能怎么能一成不变呢?应制定和采取哪些教学方法?随着教育全球化的深入，政府和家庭应采取何种态度?面对新的传播形式带来的种种变化，作为大众教育基础的课堂还能坚持下去吗?简单的答案是，学校必须像公司和大学目前正在做的那样，适应技术变革，家庭和政府的职能也应随之调整。当今的技术变革不同于工业革命，它没有在校门口止步不前，正相反，这场技术革命正改变着教育过程的结构、它涉及到各种术语、知识和信息的传递、教育时间与空间的组织安排，而不仅仅是工厂、铁路、电报、生产机器等等。人们考虑到这一点，便会更加赞成学校必须适应技术变革。

才能

如果学校力图培养的才能、学校推祟的学习方式与学校认为学生所具有的智力水平仍局限于工业革命时代形成的思维定式，学校可就办不下去了。通向全球知识经济的技术变革与自由化必然要再次提出一个问题：社会应该教授和学习哪些能力与技能?41虽然各国对此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基本原则是共通的：必须增强灵活性，关注学生的个人特点：要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变化多端、充满不确定性的各种问题，就必须培养学生多种才能共同发展。此外，学生还必须学会在技术性日益增强的环境中与他人合作，开展有效的人际交流，充分掌握识字和算数能力。具有积极性和勇于承担责任的精神，换言之，新时代要求的是与标准化大众教育的育人宗旨截然相反的能力。由于人们对教育产生了新希望，就有必要重新审视基础教育课程、教育与学习方法，以及对教育的技术支持。事实上，已经有人指出，在一个工作、就业和休闲的概念正在飞速变化的社会里，基础教育的核心应该是社会需要的课题和技能，而不是传统学科领域。42正如教育不能脱离工作、工作对教育也应有所贡献。作为一种文化成年仪式的学校教育将让位于终身学习。学习社会即将出现，43它何时才能到来?从工业革命时代、甚至更早的教会学校遗留下来的学校系统又要为此付出哪些代价?学习社会会降临在世界各地吗?还是只光顾最发达国家?知识与技术鸿沟在国家与个人之间划分出泾渭分明的阶层，学习社会将缩小这条鸿沟，还是使它继续扩大?

技术

教育过程中的传统技术已不再局限于教学与学习技术。到目前为止，教育基本上属于“低技术”行业，主要方法是教师口授(教师每天工作数小时，平均每分钟说125到200个单词)，辅之以铅笔、粉笔、黑板和书面教材，高射投影仪也在世界各地广泛使用。说到在学校中应用的其他技术，“失败的实验比比皆是”。44广播、电影和电视都没能改变教学与学习方法，但推动了各种各样的远程教育计划，远程教育如今已经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致力于扩展教育，特别是为边远地区的居民和无法通过其他方式接受学校教育的社会群体服务。45但事态近年来变化得很快。“雷打不动”的学校一夜之间忽然遇到了信息社会技术的“不可抗拒的力量”。46美国计划到2000年为所有学校接通因特网。47澳大利亚的维多利亚州希望到2000年为每名教师配备一台多媒体笔记本电脑，学校里每五名学生共用一台电脑。48丹麦政府在1994年组建的2000年信息社会委员会宣布：“丹麦境内的所有小学与初中将通过信息技术网连接起来，并可享用相关服务，比如进入公用软件图书馆，通过全国网络互相交流。”这一决定的背后是对信息技术的巨额投资。1993年，信息技术投资占丹麦国民生产总值的2.7%。49在智利这样一个中等收入的新兴国家，所有中学和城市地区的小学都联接了因持网，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该国的入学率能接近学龄人口的80%。但学生人数与电脑数量之比非常高(约为70：1)。与发达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平均每5到15名学生共用一台电脑)。一般说来，“拉丁美洲国家正在投巨资开发信息技术，但大部分拉美国家还没有制定出将信息技术引入现行体制的综合策略。”50

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特别是网络技术，正在改变学校秩序的基本原则之一──学校的与世隔绝，正如学习工具之一的普通印刷文本即将被超文本所取代。总而言之，正如塔普斯科特创作的那幅著名的学习技术一览图显示，我们正在向“高技术”教育过渡，图中从左至右的进步表明，学生利用这些技术，控制学习的能力越来越强。51

这张图显示了学习技术的不断进步。从模拟到数字。从广播到互动、从非学生本人对学习过程进行外部控制，到由学生完成自发控制。“在广播和电视面前，所有智力都处于原点。”52就如学生在教师面前一样。录像带就近了一步，它允许使用者有更多的控制权(何时何地重放)，图书可以随身携带，阅读顺序全凭读者的喜好而定。面对面的讲课包含了更多的互动成分。但塔普斯科特认为，由于数字媒体的出现(始于最基本的计算机辅助教学)，学习技术才发生了重大飞跃：练习，按预定程序进行的个别辅导，教学游戏，所有这些使得学生对学习过程有了更多的控制权，同时还提供了丰富多彩的互动形式。综合各种媒体的超媒体课程的应用日益增多，包括网上论坛、多用户页面，用户可以在网上创造虚拟空间，允许多人同步参与。塔普斯科特指出：“用不了多久，孩子们在学习科学知识时可以在一个混乱的生态环境中会面，彼此交流数据、研究和解决问题的办法，或者在空间站里召开会议，讨论重力对病毒的影响实验取得的成果。”53学习环境的下一步发展将是虚拟现实模拟器，最终发展到整个网络。

没有人确切地知道新的信息和传播技术将如何改变教育环境，但几乎人人都认为新技术一定会改变目前的教育结构与运作方式。学生接触到的信息以前一直是由教师控制的，学生们持续地、自发地接收各类信息，会产生哪些后果？一旦技术取代了教师的口授与文字教材，更有效地向学生提供标准化的信息，教师的职能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学生和教师可以在无限的网络空间中漫游。这会对当地文化造成什么影响?如果技术可以实现真正的人机互动，将创造出哪些新的学习经历?这种技术又将如何应用?计算机会不会像铅笔和笔记本一样，仅仅是教学辅助工具?它能在新的学习环境中启迪新做法吗?

边界

教育已经不仅仅同国内环境联系在一起，它正走向全球化。我们已经看到，全球信息与知识网络的形成正在改变学校的外部环境和教育与工作之间的关系。办学方式也将发生变化、教育过程首先走出了校门。其次将跨越国界。世俗化运动使学校摆脱了分散在各地的私人办学者，成为一个国家部门，再进而面向所有人开放，学校成为实现国内社会融合的重要机构。新技术带来的变革使学校脱离了世俗化发展的轨道，学校将再次分散，全球许多地区又开始允许大量私人投资进入学校的活动、管理与财政。54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各国教育政策日益趋同，55人们更加注重教育成果的衡量、评估和国际比较。56在这方面，当地因素与全球因素相互影响，各国在人力资源和教育成绩领域竞争激烈。全球知识差距表现得越发明显，再次成为公众讨论的话题，57并且被列入了多边国际组织的议程。58

正如我们所见，全球化带来的出人意料的结果对发展中国家造成了许多问题、教育过程的国际化会不会使国家丧失更多的主权?这会不会威胁到各民族的文化特性和各国教育系统的独立?全球化真的会迫使各国采取政策，使教育目标屈从于生产力和工业竞争的需要吗?劳动力市场的分工会不会更加细密，这会不会在国际化符号分析师与当地无技能的劳动者之间造成更加尖锐的两极分化?在教育中追求效果与效率最终会不会进一步扩大各校之间的不平等，进而造成收入分配不均?

方向

学校已不再是一所在稳定的社会化环境中运作的成长机构。学校现在必须面对家庭、社会和教会都面临的变化。由于当前发生的技术革命及其对传统社会形式的冲击，同以往任何一种已知的社会形态相比，我们的时代更接近天下大乱、规范沦丧的状态，换言之，这是一个充满疑惑的时代，没有人知道其他人在某一特定场合下会作出什么举动来。59事实上，没有任何共同信仰基础的原子化现代契约社会很难规范人们的行为。对准则的疑惑取代了道德操守与对普遍的奖惩制度的信赖，占了上风，“在我们所处的时代里，传统教育机构、特别是家庭与学校，正在丧失其有效地传播文化价值观与社会团结准则的能力。新型社会化代理机构，如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没能弥补这个‘社会化缺陷’，它们的宗旨不是负责个人的道德与文化教育。”60总而言之，保守派思想指责传媒造成了社会化缺陷，指责电视造成了不良后果，还有人抨击电视取代了传统的社会化和价值观传播机构，成为传播“腐朽、堕落、消极”价值观的工具。61但这并不是谁取代谁的问题。事实是，各种传媒和学习媒介在一个多元环境中共存，给人们造成这样一仲印象：没有什么事是确定无误的，一切都取决于旁观者的看法。这对学校构成了更严峻的挑战。学校必须在传统基础日益薄弱的社会环境中为自己塑造新的角色。这就提出了当前最迫切的问题：考虑到家庭的变化，教育应采取何种组织方式?在多元文化中，不同的价值观左右着各种团体与个人的忠诚，我们应如何开展教育？在消除道德沦丧的影响方面，比如减少吸毒和青少年犯罪，教育能做些什么？教育在民主公民文化的发展中能起到什么作用?科学解答不了这些问题。而教育已不能等待。

结论

综上所述，一场名副其实的巨变就在眼前。教育不再等同于学校，学校也不得不回首反思自己的基础。如果学校不能反躬自省。就将面临双重危险。一是被认真地对待技术革命的其他机构抛在身后，而更糟的是，在对信息与知识的控制方面，学校将扩大信息与知识的贫富差距。牢记以上种种挑战，在结束本文时，我将从以往的教育革命中总结出几点经验教训。

首先，不能仅仅因为改革正处于初始阶段就把改革的信号视为不切实际的空想、不予重视、这样的话，我们很可能会重蹈一位英国皇家学会主席当年的覆辙。19世纪初，当议会讨论一份提议将基础教育扩展到社会底层人民的议案时，此公持反对意见，在他看来，教育最终将会破坏下层民众的道德与幸福，因为教育将教会这些人鄙视自己的同类，而不能将他们培养成可靠的农场工人，也无法使他们适应适合自身条件的其他行业。他认为教育将使人虚伪做作，顽固执拗，还会教人去读煽动性的小册子、邪恶的书籍和各种违反基督教教义的印刷品。62此君可能想像不到，就在100年后，《世界人权宣言》将宣布人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当年提出的反对理由如今已不攻自破。

新的信息与传播技术虽然很强大，但我们不应错误地认为教育改革将听命于这些新技术。教育决不仅仅是技术支持，它还包括很多内容。教育中蕴涵着成长的原则，是一项社会文化工程，无论是否进行改革，教育的首要基础都是人、理想与价值观。历史让我们明白了一条道理，技术是逐渐积累起来的，而不是彼此替代的，技术依靠社会目标，但社会目标不仰仗技术。

认为教育中的某些东西──比如目前的学校形式，课堂组织方法和书面文字在教学中的地位──会永恒不变的想法是错误的。正如我们所见，这些都是历史的产物。有些东西会形成，经过一段时间后会发生变化，最终可能会消失，比如在其全盛时期看似万古长存的某些教学思想、学校纪律和科学概念。

我们不能希望无论我们这些社会成员采取何种行为方式，教育改革都会自动到来。时间紧迫，我们知道现在是采取行动的关键时刻。错过一个机会，我们就可能会倒退几十年。举例来说，近日的一次研究发现，40年前，加纳和韩国的人均收入基本持平，可是到了90年代初，韩国的人均收入已比加纳高出6倍，两国差距如此之大，至少有一半原因是由于韩国成功地获取知识、利用了知识。63无所作为、延误时机和因循守旧都将扩大“知识鸿沟”，对国家发展造成严重后果。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面临的威胁不是落后于其他人，而是被世界彻底抛弃。

我们需要对未来的挑战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促使有关方面就支持向着既定目标前进达成共识。我们应促进革新，不要害怕实验。中央集权制的传统依然强大，还有很多人在头脑中根深蒂固地认为，教育中的任何新鲜事物都必须由政府制定和批准，通过正常渠道自上而下地推行，如果我们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就必然会落后。不在各个层面上进行实验，就没有革新；不革新，就无法改变学校，无法使学校适应新的要求。我们还应调动和加强教育领域中的研究与开发。许多科学支持计划甚至没有把应用教育研究考虑在内；有些计划得到的资金数额很少，拨款时间间隔也太长。

最后一点，行动与学习并举，十分重要。教育的未来不仅仅属于教育最直接的参与者，还应该让其他参与者也自愿加入这场讨论和实验，这其中包括学术界和大学；行业代表，特别是信息与传播服务部门的代表；多媒体设计人员和操作人员；以及当地与地区的社区团体。各方的经验有很多可借鉴之处，由于现在的教育“无疆界”，到世界各地去发现和交流实用的创新经验，也将大有益处。

在历史长河中，教育一直在不断地孕育着变革与理想，但教育环境本身却极少走出乌托邦，发生真正的改变。此时此刻，我们可以飞速地塑造未来，也可能会被别人赶超，退回过去。我们正站在一个抉择的十字路口。

注释

1.J.亨利，《教育沦》，p.72—183，哈蒙斯沃思，英国，企鹅图书公司，1971。

2.A.J.汤因比，E.D.迈尔斯编辑，《从历史角度谈教育》，p.269，纽约，纽约州.哈珀＆布罗斯图书公司，1960。

3.P.阿里斯，《百年童年》，p.132—323，哈蒙斯沃思，英国，企鹅图书公司，1973。

4.R.赫奇，《1450到1550年的印刷与教材》，A.佩特鲁奇等人编辑，《现代欧洲的图书、出版与公众》，p.67，巴伦西亚，巴伦西亚课程研究学院，1990(第一版为意大利文，《现代欧洲的图书、出版与公众》，1977)。参见《1450到1550年的印刷、贸易与阅读》，p.125—153.维斯巴登，德国，1967。

5.S.沙哈尔，《中世纪的童年》，p.162—253，伦敦，纽约，鲁特里奇图书公司.1990。

6.W.J.翁格，《口头表达与识字：词语的技术化》，p.15—80，伦敦，纽约，鲁特里奇＆查普曼·霍尔图书公司，1982。

7.S.沙哈尔.出处向上，p，189。

8.R.A.豪斯顿，《现代欧洲早期的扫盲：1500到1800年的文化与教育》，伦敦，朗文图书公司，1989。

9.M.S.阿切尔，《教育制度的社会起源》。伦敦，塞奇出版社，1984。

10.E.爱因斯坦，《作为改革媒体的印刷机：现代欧洲早期的传播与文化变迁》，两卷本，剑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79。

11.R.A.豪斯顿，出处同上，p.66—67。

12.G.波莱姆，《18世纪的大众文学与图书贸易》，A.佩特鲁奇编辑，出处同上，p.216。《18世纪法国的书籍与社会》，p.61—92，第一卷，巴黎，1965。

13.M.麦克鲁昂，《古登堡的群星：排字工人的产生》，多伦多.多伦多大学出版社.1962。

14.R.马歇尔和M.塔克，《生命的沉思：教育与国家财富》.p.14，纽约.基础图书公司.1992。

15.M.卡斯特利斯.《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1至3卷，牛津，英国，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97。

16.A.吉登斯，《现代的后果》，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0。

17.D.哈维，《后现代的条件》，牛津，英国，布莱克威尔出版社.1989。

18.K.奥梅，《无疆界的世界》，伦敦，柯林斯图书公司，1990。

19.D.海尔德等合著，《全球改革》，斯坦福，加利福尼亚州，斯坦福大学出版社，1999.第1—2章，2—3章。

20.经合组织，《迈向全球信息社会》，p.7，巴黎，经合组织，1997。

21.M.卡斯特利斯，《全球化、特性与拉丁美洲的教育》，圣地亚哥，智利，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M.卡斯特利斯，《通向网络王国?──信息时代的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制度》，提交给《社会与改革》研讨会的报告，圣保罗，1998；M.卡斯特利斯，《信息时代》，出处同上，1—3卷；国际电讯联盟，《对网络的挑战：因特网推动发展》，1999；http：//www.itu.int/li/publications/INET_99/index.htm；ISPO，《进入信息社会：欧洲之路》，1998；http：//www.ispo.cec.be/infosoc/backg/brochure.html；R.纽曼；L.麦克耐特；R.J.所罗门，《难解之迷：信息高速路上的政治堵塞》，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97；R.纽曼，《普通听众的未来》，剑桥，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

22.M.卡斯特利斯，出处同上，1999.p.3。

23.教科文组织，《失之交臂：一旦学校失败》，巴黎，教科文组织.1998。

24.R.迪亚斯·霍奇莱特内.《辩论开始》，J.L.塞布里安编辑，《网络》，p.8，马德里，塔鲁斯出版社，1998。

25.D.伯克，《高等教育》，p.162，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96。

26.H.罗索夫斯基，《大学：所有者指南》，p.102，纽约，纽约州，W.W.诺顿图书公司.1990。

27.B.L.麦迪逊，《数学与统计》，B.R.克拉克与G.尼夫编辑.《高等教育百科全书》，p.2372—2388，牛津，英国，帕加蒙出版社，1992。

28.H.范·蒂克，《历史》，B.R.克拉克与G.尼夫编辑，出处同上，p.2009—2019。

29.SRI项目，《美国—拉丁美洲科学与技术合作的新方向》(最终报告)，1988年6月，p.44.

30.B.L.麦迪逊，出处同上，p.2372—2388。

31.H.加德纳，《多重智慧：实践理论》，纽约，纽约州，基础图书公司，1992，特别参见第5章第2节。

32.教科文组织，《1997年统计年鉴》，巴黎，教科文组织，1998。

33.K.纽曼.出处同上，p.50。

34.I.德·索拉·普尔，《没有疆界的技术：论全球化时代的电讯》，伦敦，坎布里奇，马萨诸塞州，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p.19。

35.N.内格罗彭特，《数字化生存》，p.12.纽约，纽约州，范塔奇图书公司，1995。

36.P.利曼和H.R.瓦里安，《2000年有多少信息？》，http：//www.sims.herkerley.eddu/how-much-info/

37.http：//www.nua.ie/surveys/how_many_online/index.html

38.IDChttp：//www.nua.ie/surveys/index.egi?f=VS&urt_id＝905355666&rel=true

39.D.塔普斯科特，《数字化成长：网络一代的崛起》，纽约，纽约州，麦克格劳—希尔图书公司，1998。

40.R.纽曼，出处同上，p.90。

41.参见R.J.穆内和弗兰克·列维，《新基本技能的教学》，纽约，纽约州，马丁·凯斯勒图书公司—自由出版社，1996。

42.O.伯特兰德《工作与教育》，教科文组织编辑，《21世纪教育：问题与展望》，p.157—192，巴黎，教科文组织，1998。

43.经合组织，《全民终身教育》，巴黎，经合组织，1996。

44.S.A.奎克；C.德·穆拉·卡斯特罗，《信息时代的教育：研讨会得出的经验教训》，C.德·穆拉·卡斯特罗编辑，《信息时代的教育》，p.11，华盛顿特区，美洲开发银行，1998。

45.对成功实验的评论，可参见：C.德·穆拉·卡斯特罗编辑，出处同上，第3章，p.131—180。

46.H.梅林格，《信息时代的学校改革》，φBK联谊会(布鲁明顿，印第安纳州)，1996年2月，p.402。

47.L.罗伯茨，《以技术推动教育》，在微软公司领导层会议上的讲话，西雅图，1999年4月14日至16日。

48.P.古德，《技术与学习：势不可挡的结合》，在微软公司领导层会议上的讲话，西雅图，1999年4月14至16日。

49.研究部，《丹麦，2000年信息社会》，p.61和p.105。

50.世界银行人力资源开发网络，教育小组—教育与技术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面临抉择的教育与技术》(讨论稿)，p.8，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1998。

51.D.塔普斯科特，出处同上，p.139。

52.N.内格罗彭特，出处同上，p.27。

53.D.塔普斯科特，出处同上，p.141。

54.M.布雷.《中等教育的私有化：问题与政策干预》，教科文组织编组，出处同上，p.109—133。

55.S.海内曼，《21世纪各国之间的教育合作》.教科文组织编辑，出处同上.p.61—75。

56.M.卡诺伊，出处同上。关于高等教育，参见：J.布雷南，《质量保证概论》，S.马洛和A.韦拉斯盖斯·吉梅内斯编辑，《墨西哥高等教育质量：国际比较》，墨西哥城，墨西哥全国自治大学，1998。

57.使用“再次”一词，是因为这个课题是六、七十年代出现的依赖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关部门依赖与知识差距的最新理论，可参见：M.卡诺伊等人合著，出处同上；吉本斯等人合著，出处同上；B.曼塞尔和U.温编辑，《知识社会：信息技术推动可持续发展》.牛津，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

58.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发展报告：知识促进发展》，华盛顿特区，世界银行，1998；教科文组织，《1996年世界科学报告》，巴黎，教科文组织，1998。

59.R.达伦多夫，《法律与秩序》.伦敦，史蒂文斯出版社，1985(哈姆林讲座，第37讲)。

60.J.C.特德斯科，《新教育协定：现代社会的教育竞争与公民素质》，p.36，巴黎，教科文组织，1997(《比较教育研究》.原文为西班牙语)。

61.Z.布泽琴斯基，《放纵的西方，软弱的防线》，N.P.加德尔斯等人编辑，《著名思想家的世纪末回眸》，p.54，拉乔拉，加利福尼亚州.ALTI出版社，1996。

62.D.多纳德.《感性教育：学校教育、大众文化与自由的规范》，p.20，伦敦，纽约，维尔索出版社.1992。

63.世界银行，出处同上，1998。

（摘自：《教育展望》 作者：何塞·华金·布伦纳 智利基金会教育项目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