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与科比改革的特征：一是通过制定各类标准，使“新课程”改革更为规范；二是打通通识课程与专业课程的界限，相互进人各自的课程体系；三是“新课程”理念与以往“核心课程”理念有明显不同，即改革是在通识核心课程体系和专业课程体系两个领域进行的，结果使两种课程体系都得到了加强，也避免了因强调通识教育而削弱专业教育的弊端，哈佛大学核心课程体系改革走向成熟。
　　
　　三、哈佛大学课程体系改革对我们的启示
　　
　　纵观哈佛大学通识教育课程改革的历程，我们可以得到很多启示：
　　第一，大学课程改革是大学保持生机和活力的重要手段。哈佛大学非常重视通识教育课程创新，从艾略特至今，哈佛大学始终没有停止这种课程创新改革，一般是几年一小改，几十年一大改，盖成规律：哈佛大学课程体系创新总是与美国乃是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背景相符合，与广大师生的要求相适应，应时而动，不受传统制约。
　　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大学课程一定要不断更新，而且大学课程更新的动力来自社会需求。中国高等教育改革开放30多年，虽然取得了诸如大改革、大发展、大提高的巨大成就，但比起世界先进大学而言，无论在管理体制还是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依然存在巨大差距，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大学与社会的联系还不够密切，大学教育的模式仍然相对保守，课程内容的更新相对落后。对比基础教育和中学的课改我们就可以强烈感受到大学课改的落后性。新世纪以来北京大学致力于国外大学管理模式的学习，如在管理体制上试图实行“终身教授治”和“非升即走”、“防止近亲繁殖”等措施，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在课程改革上北大也模仿哈佛大学“核心课程”模式，推广通识教育课程体系，在中国大学中算是走在了前头。而众多大学一般只是在人才培养模式上作修修补补改革，比如增减课程等，但很少有从课程内容本身是否适应社会需求这个角度去认识课程改革的意义和推动课程创新的。学习哈佛经验，就得把课程创新作为大学改革的最重要内容，而且还要形成机制，不断推进。社会是不断前进的，大学课程改革没有一劳永逸可言。
　　第二，课程体系对人才培养模式构成极为重要。哈佛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很多情况下被称作“核心课程”，哈佛的核心课程与专业课程是不同概念，属于不同的课程体系。哈佛人才培养就是靠多种课程体系综合构成的。如今，“通识课程”概念对每所大学都不陌生，一些大学还把通识课分为“一级通识课”和“二级通识课”(即公共基础教育课和专业基础课)，我们学到了哈佛大学课程创新的表面东西，但我们却舍弃了本质上的东西，比如课程体系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物理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曾发出这样的感慨：回过头来看，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学森认为：“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后来温家宝总理说他被钱学森之问深深刺痛了。相对哈佛大学的课程创新历史，我们应该追问的问题似乎还有很多：目前中国各大学中开设的通识课课程体系有没有问题?有多少大学对此有过深刻调研?与大学传统上开设的课程相比有多大程度的创新?如果再深入到单门课程内容上看，与过去的教材有多大程度的不同?如果大学课程有改革，究竟改掉了什么、保留了什么、为什么?窃以为，所谓大学课程改革的本质就是要不断适应社会需求，从人才培养目的出发，持续推进课程体系和单门课程内容的创新。也许这是回答钱学森之问的要领所在。
　　第三，要以人才的素质能力养成为动机，构建长期的、动态的课程改革机制。哈佛大学强调人才的社会责任感和公民素质，强调文理渗透和世界文化融合，以培养美国需求乃至世界需求的高级人才为最终目标，不以基本技能提高和适应就业等社会应急为目的，体现了世界研究型大学的价值追求。如果我们是一所以地方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大学，哈佛的经验是否值得借鉴?笔者以为，课程体系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体现，培养研究型人才就要设置研究型人才课程体系，培养应用型人才就要设置应用型人才的课程体系。虽然目标不同，但道理相通。应用型人才培养就要强调基本技能、基本素质，要强调有用、有效和先进的课程体系结构建设。人才目标要向社会找答案，即要遵循“从出口往回找”的原则。
　　第四，学校主要领导要亲自抓课程体系建设。哈佛大学课程改革自上而下，一般是校长提出理念性意见，由专门机构负责组织实施，其中相关委员会要进行调研，并提出具体方案。哈佛大学近年新课程改革报告就提出设置普通教育常务委员会进行新课程建设的建议，报告明确提出：常务委员会成员分别担任普通教育八个类别的二级委员会主席，负责监管一个或几个普通教育课程领域。常务委员会成员还应该包括哈佛学院院长、哈佛大学文理研究生院院长、哈佛大学文理学院院长、学生代表，等等。二级委员会成员应该有各系和所有学部的教师代表。2007—2008学年，常务委员会具体负责规划过渡时期的课程管理和实施。2008—2009学年，常务委员会彻底取代核心课程常务委员会(但核心课程不一定完全取消)。为了更好地做好普通教育新课程开发和管理工作，新普通教育课程常务委员会主任由高级教师团成员担任，而不是由行政管理人员担任。新课程实施5年后，哈佛文理学院院长将任命独立委员会负责普通教育全面工作评估，包括普通教育各领域的定义和课程标准。
　　课程体系建设与人才培养目标定位、课程资源调度和课程专业知识密切关联，单靠一个人甚至一个部门是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只有学校主要领导才能胜任。当然，学校主要领导也主要起到把握方向、调度资源、协调推进的作用，具体方案的提出还需要由专门的组织来完成。哈佛大学主要靠文理学院院长进行组织或交由专门委员会负责，二级学院(系)、教师、学生都要有代表参与改革。在中国大学，课程体系创新就是要靠党委书记或校长亲自抓，一般交教务部门负责，也可以成立专门委员会完成。从另一方面看，课程是由多元要素构成的，课程运行时期必须考虑到师资、图书、仪器设备、实习实训条件等基本元素，没有学校主要领导亲自组织的课程体系创新是难以实施的。同时，课程改革还要与教学方法改革相配套。在新一轮哈佛大学课程改革中，就十分强调教学方法的改革，这就是课程创新向课堂创新的延伸。从这个意义上看，大学课程创新是一个系统工程，由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哈佛大学课程体系创新一般要数年才能有实质性推进。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