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2月7日，《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关于确定马列主义基础自1953年度起为各类型高等学校及专修科（二年以上）二年级必修课程的通知》发布，强调“现因有些行政区教育部及学校来文要求明确规定马列主义基础在哪一年级开设，经我部研究确定各类型高等学校及专修科（一年的专修科除外）自1953年度起，有条件者即在二年级开设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改为三年以上各类型高等学校的三年级必修课程。”[4]157月6日，高教部发布《关于各政治课学习期终总结办法的规定的通知》，规定每学期期终考试结束后两周，寄出总结材料。随着四门政治理论课的开设，“联共（布）党史”等相应的教学大纲也分别制定出来。
　　三、“联共（布）党史”课程设置的规范
　　随着高校“马克思主义基础”课程建设的逐步推进，“联共（布）党史”课程的教学管理和要求得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及高等教育部的进一步规范。
　　1954年全国高等院校普遍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联共（布）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等4门课程。7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高等教育部发布《关于工、农、医二年制专修科二年级开设政治理论课程的通知》，要求“所有二年制专修科应在二年级开设‘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学时为一三六。”同时，“工、农、医科的二年制（医科为二年半或三年制）专修科从1954年至1955学年度起，停设‘马列主义基础’，改设‘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九至十二章为中心内容，结合‘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进行教学。”[4]18
　　1955年3月1日，为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中央要求“加强高等学校中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课程。中等学校教科书中也要有通俗浅显的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课文。”[7]734月27日，中央宣传部召开干部理论教育工作座谈会，会上规定从1955年“高级党校的课程共五门，即中共党史、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和经济问题、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党的建设”。此处学习苏共党史即是学习《教程》，核心是第四章第二节之内容。
　　1956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部对1954年政治理论课程的相关规定进行了调整。对各类学校开设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学时，除历史系的马列主义基础专业（属业务课）的学时由主管单位另订外，其他系科一律都开“马列主义基础”，学时分102与68两种，（后者可自愿开至102学时）。[4]27同时，在开设顺序上，一年级开设“马列主义基础”，102学时的学一年，68学时的学习一年或半年皆可。此规定从1956-1957学年度开始实施，其中综合大学的法律系、历史系、新闻系、哲学系、国民经济计划和政治经济学专业、部门经济各专业、中国语文系、外国语文系、理科各系，政法院校、财经院校、艺术院校、体育院校、外交院校，以及师范类院校的历史系、中国语文系、教育系的课时数都是102节，医药院校，师范院校的外国语文系和理科各系，以及林业和工科院校，课时数为68节。[4]29-30此外，全国部分院校还设置了马列主义相关专业和系，1956年中国人民大学建立了马列主义基础系，为高校培养马列主义师资。
　　四、“联共（布）党史”课程的废止与评价
　　苏共二十大前后中苏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此次会议也对高校的“马列主义基础”课程带来不小冲击。我国高校不再讲授苏共党史（主要是《教程》），而改为国际共运史。究其缘由，主要是受到国际局势和党际关系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反思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和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端所致。
　　因此，1957年4月12日中央提出高校政治理论课有“脱离政治的教条主义和歪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修正主义倾向”等问题，教育部随即发布《对高等学校政治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草稿）》。该草稿规定，“从1957年暑假起，作为政治课的联共（布）党史等四门课一律停开一年或二年，改开一门‘社会主义教育’课程。”同时将原“马列主义基础”的教材“苏共党史简明教程”（即《教材》），改为社会主义原理的专题讲授。同时规定原“马列主义基础”师资，即过去教授《教程》的教师，也改教“社会主义教育”。[4]33-357月12日，高教部正式发出指示，要求在全国高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教育”课程，以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为中心材料，马列主义理论课程和理论教育，分别被毛泽东的著作学习和政治运动代替。由此，“联共（布）党史”课程设置的使命终结，《教程》也结束了马列主义基础课程的“正本”时代。
　　虽然“联共（布）党史”课程及《教程》退出高校“马克思主义基础”课程序列，但其影响深远。一方面，该课程的设置既培养了大批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师资和社会主义建设领域的干部，同时更补充和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经验，成为中国人习得“社会主义观念”的重要载体和思想来源。另一方面，通过高校“马克思主义基础”核心课程的设计与定位，推进了俄国马克思主义及其经典文本在中国的系统化、组织化的社会传播，拓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路径。再一方面，《教程》作为苏联史学政治化的典范，一定程度上存在的史实谬误、理论僵化和个人崇拜等非科学因素，对我国的历史教学和党史科学产生深远影响，主要是以领袖活动为中心党史编撰主旨，以路线斗争为主线叙事模式，以及对中共党史编撰体例的消极影响。
　　参考文献：
　　[1]整风文献（订正本）[M].上海：上海新华书店，1950.
　　[2]为中级组学习“联共（布）党史”作好准备 中央一级机关举办理论教员辅导员训练班[N].人民日报，1953-05-21.
　　[3]刘少奇选集：下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4]教育部社会科学司，组编.普通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文献选编（1949-2008）[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
　　[5]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3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