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认同视阈中的现代民俗艺术(3)

来源:南粤论文中心 作者:张红飞 发表于:2013-11-28 20:29  点击:
【关健词】民族认同;现代民俗艺术;城市民俗;传承性;社会性
象征性是指民俗艺术强调符号的意义表达,应把民俗艺术视作各有隐义的符号系统。[8]77这意味着民俗艺术既立足于日常生活,又不限于日常生活,它是对日常生活某些形式的加工和改造,是一个对生活意义化的过程,是使民

  象征性是指民俗艺术强调符号的意义表达,应把民俗艺术视作各有隐义的符号系统。[8]77这意味着民俗艺术既立足于日常生活,又不限于日常生活,它是对日常生活某些形式的加工和改造,是一个对生活意义化的过程,是使民族性自然而然地寓于其中的一个独特的符号系统。其实,无论是民俗还是艺术,自身都有象征的特性,而两者的结合则更能使其象征特性得以强化和显现。
  三、整合城市与农村民俗:
  实现民族认同的未来方向
  在当下中国日益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还须注意到,民俗艺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是极为动荡的。“依存于封闭型乡土的农村民俗正随主体的流动在耗散,而城市民俗在快捷地整合和发展”[9]195,也就是说,原本稳固的认同基础被动摇了,而新的基础还没有完全形成。与此同时,在全球化语境中,城市民俗又受到各种力量的影响。
  一是易受到各种外来民俗的影响。就民俗本身而言,这种影响并非完全无益,也不可能完全回避。但如果对其影响没有正确地把握和适当的改造的话,那么对形成有效的认同基础却是有害的,因为发挥民族认同作用的民俗毕竟要建立在某种差异之上。
  二是对城市民俗如何恰当地传承农村民俗中的民族精神问题并未得到完全解决。正如陶思炎所指出的:“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存在明显差异的同时,还呈现出不断整合的趋势”,而二者整合的基础之一就“在于民族精神的一致性”[10]。不过两者的发展程度毕竟不相同,乡村民俗在长期的传承中已经充分融合了民族性,能有效地在农业文明中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同时,乡村民俗虽然在古代也并非一成不变,但由于古代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形态的长期稳定,因而乡村民俗的变化在古代往往只是形式上的。而城市尽管也历史悠久,但在传统社会,并不是主流。随着现代化的加速和深入,“以城市、乡村这传统的两大生存空间而论,民俗中心在我国正经历着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其结果是城市生活必将成为我国民俗文化的主要载体。”[11]但就目前而论,城市民俗是否能够有效地成为现代民族认同的基础还需要详加分析,因为城市民俗中的民族精神不如乡村民俗那样稳固,城市民俗的发展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存在着诸多可能性。而乡村民俗由于其产生和发展的文化语境相对封闭,没有太多外来文化的干扰,因而往往是自然而然地渗透着本民族的精神。正如民族认同只有在民族交流普遍存在的情况下才被凸显出来一样,而民俗的民族性问题也只有在文化冲突的背景下才会存在。
  三是城市民俗如何更好地提高自身的民众参与度。城市民俗面对的是无数单子式的个体,他们的身份、地位各不相同,各自有各自的爱好、兴趣,如何打破阶层的限制,使他们能普遍参与到民俗中来,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
  所以,一方面,我们必须认识到,民族认同危机的出现,冲击最大的是作为现代化革命对象的农村,即村落的终结,正是因为村落的终结,才会导致城市农民工等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在城镇化的大步发展过程中,城市民俗随之发展,又迫切需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和引导,方能有效地成为民族凝聚的基础。正如陶思炎先生不断号召的:“对中国来说,城市化进程正在加速,都市民俗的比重越来越大,及时地从学科的高度加以理论的概括已是一项不可漠然置之的工作”[9]195。“由于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理论工作已落后于社会实践,民俗学总结与引导俗民生活的使命正有待及时完成。这不仅是学科理论建设的需要,更是社会实践的要求。”[9]196可以说,城市民俗的发展还有一系列问题有待解决,比如,“时尚化与传统民俗的相互转化,都市民俗与乡村民俗的互动再融合,地域性和民族性的重组与再现”[12],这三组张力既是城市民俗发展的趋势,也是城市民俗发展中需要谨慎对待的三对矛盾,只有协调好这三组张力的平衡,才能促进城市民俗的健康发展。
  总之,民俗艺术是对民俗和艺术单独发挥民族认同功能时的缺陷的克服,是现代民族认同的重要基础,能最大限度地持存和发扬一个民族的精神。在民族认同的视阈下,正视和解决现代民俗艺术发展中存在的上述几个方面的问题,加强民俗艺术的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尤其是整合城市民俗和农村民俗共同的民族精神资源,无论是对艺术的民族性、大众性的传承和弘扬,还是对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塑造,都是十分重要的。
  注释:
  (1)就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而言,中国民俗学的发端是在新文化运动兴起的背景下,礼失求诸野的过程,民间在五四时期也成为知识分子寻求民族国家现代转型的资源。参见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2)当然,我们需要反思的是,德国民俗学就是在二战时期成为纳粹分子民族主义的武器。因此,二战后,德国民俗学因为在二战中成为帮凶的缘故,包括整个欧洲在内,民俗学都成为众人唾弃的学问,从而不得不以欧洲民族学的名称试图洗刷民俗学的劣迹。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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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西]加塞特.艺术的非人化[C]∥激进的美学锋芒.周宪,编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136.
  [8]陶思炎.论民俗艺术学的研究[J].东南大学学报, 2008,(1).
  [9]陶思炎.都市民俗学体系与都市民俗资源保护[J].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4,(2).
  [10]陶思炎.论乡村民俗与都市民俗[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4,(2):94.
  [11]陶思炎.论当代民俗生活的变迁[J].东南大学学报,2002,(3):130.
  [12]陶思炎.中国都市民俗学[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4:158.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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