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的中国,是新中国百年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年代和历史转折点,而新时期的女性书写则正是在这个时代的转折点上,呈现出一次历史的辉煌,一批中青年女作家开始“浮出历史地表”,为我们打开了一种新的创作视野。
　　一、寻找“父亲”与颠覆“神话”
　　(一)张洁:理想婚姻中的高大“父亲”
　　提到张洁,不得不提到她的坎坷身世,她从小便被父亲遗弃,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这就使张洁最初的情感体验一直是处于爱与关怀的缺失中,尽管母亲对她全身心的呵护,但仍不能弥补父爱缺失对她造成的心理上的创伤。她对父亲的心态是矛盾性的爱恨交织,她不止一次用极端的言语表达其对于这个负心的男人的怨恨,而恨的反面却是与日俱增的渴望,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张洁早期作品里的父亲的影子。她的很多组品似乎是对弗洛伊德恋父情结命题的间接印证,在一个个恋父式的老夫少妻模式的婚姻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女儿对父爱的幻想与弥补的渴望。当然这样的男性形象难免因为作家的主观理想而变得趋同,成熟、沉稳充满着智慧与人格魅力几乎成为了他们的性格标签。《爱是不能忘记的》中的老干部,《波希米亚花瓶》中的简,《七巧板》中的袁家骝、《沉重的翅膀》中的陈永明都无一例外。在张洁的早期作品里就始终贯穿性的存在着这样一个如“父亲”一般的老干部,他以现实生活中的那强大的精神力引动了张洁的心。
　　(二)铁凝:俗世人生中的“神话”消解
　　铁凝的最重要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玫瑰门》中,庄绍俭在自己三个子女的成长过程中,作为父亲的他是缺席的。大儿子和二儿子的遭遇仿佛都是对庄绍俭的自私和不负责任的最为辛辣的嘲讽。而在其第三部长篇小说《大浴女》中,铁凝通过对尹亦寻的塑造更进一步消解了“父亲”这一高大英勇的完美形象。由此,铁凝在她的小说文本中一步步地鞭挞了男性对父亲职责的逃避,消解了父亲在儿女成长中的意义,否认了男性身上的父性能力,改写了传统文化中父亲神话符号的意义。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在其前期创作中,当两个女作家同时将视角放到“父亲”“丈夫”“情人”这样的身份的男性时,二人呈现出的似乎是一条悖反的创作道路,而这一异位思索的分歧也继续体现在二人之后的作品里。
　　二、憎恶“现实”与重塑“理想”
　　(一)张洁:当理想终在现实中沦落
　　在当代女作家里,对于男性的态度,张洁的前后变化可以说是最清晰和有迹可循的,从早期的迷恋憧憬到中期的迷惘困惑,最后发展到憎恶厌弃。
　　从具有转型意义的《方舟》开始,男性的丑恶在她笔下仿佛透光镜一样,无从遮掩,一点点的暴露无遗。无论是《方舟》里伪君子式的白复山,流氓行径的魏经理还是《七巧板》里恶贯满盈的谭光斗,《红蘑菇》里虚伪庸俗的吉尔东;都是张洁对男性的审丑意识逐渐发展到了极致的结果。
　　 (二)铁凝:从瓦解颠覆到修复重塑
　　而与张洁的转型不同,从中篇《对面》之后,铁凝却似乎在开始有意识地在淡化自己的女性视角,而用更中立和宽容的角度来重塑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父亲和丈夫。
　　在暌违《大浴女》六年之后,铁凝推出了自己最为恢宏的长篇力作《笨花》,这部小说与以往的作品相比,在创作上有了明显的转变,女性问题不再是这部小说的焦点,她将目光投向一群乡村凡人身上,在《笨花》中,出现了许多光彩的男性形象。这一明显变化尤其体现在 ,作者所塑造向喜,向文成父子这两个人物上,在他们身上我们重新看到了“父亲”这一高大形象。书中一开始就说向喜“生得方脸、大耳、眉清目秀。体格虽不高大,但虎背熊腰,敦实健壮,且浑身的力气,生意也做得颇有人缘。”向喜虽出身农民,却熟知孔孟之道,而且这种儒家道德规范更成为他为人处事的标尺。
　　通过以上的比较,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张洁对社会人生的探索已由理想跌入了现实的泥潭,预告着一个世纪理想的终结,最终抱着对人与人终究不可理解与交流的悲观,走向两性对抗的殊途。而铁凝却从单纯的诗意走向对于人性的劣根性的剖析,最终以不断的自省获得救赎,走向两性和谐的共处之路。这种逆向的探索与思考使二人在看似同一领域的创作中有了截然相反的内质,呈现出了一种女性叙事的异质同构。
　　
　　参考文献:
　　[1]戴锦华.涉渡之舟:新时期中国女性写作与女性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2]戴锦华.真淳者的质询:重读铁凝[J].文学评论,1994.
　　[3]贺绍俊.铁凝:快乐地游走在“集体写作”之外[J].当代作家评论,2003.
　　[4]陈娟.女性救赎的失落 ——张洁论[J].上海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9.
　　[5]林丹娅.当代中国女性文学史论[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