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条战线的斗争，那就是第三世界国家为本国本民族争取传播权利的斗争。因为当时的情势是，在所谓的信息自由流通（free flow of information）原则口号下，超级大国利用经济和技术优势，借助大众传播媒介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干涉和控制——发展传播学中的“帝国主义范式”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展开的。在这样的传播秩序下，国际传播存在着严重的问题：⑴大众传播媒介在全球分布严重失衡；⑵信息交流严重失衡；⑶信息内容对第三世界的严重扭曲呈现。这种传播媒介统治严重伤害了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信息主权”，也严重妨碍了这些国家根据自身的内在需求追寻现代性的进程——反倒有被纳入单一现代性的危险，因而，自20世纪70年代起，为维护自身的国家主权和信息利益，以不结盟运动为平台，发展中国家开始向“信息自由流通”原则发起挑战。
　　1973年，在非洲阿尔及尔召开的第四届不结盟会议上，与会国家提出“关注大众传播领域里的工作”，以“促进不结盟成员国之间的信息的进一步的相互交流”。1976年，在突尼斯举行的不结盟国家新闻讨论会上，提出了建立“国际信息和传播新秩序”（New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的要求。该会议的报告说，“发展中国家成为信息统治的牺牲品，这种统治是对发展中国家最根本的文化价值的打击”。当年8月，在科伦坡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上通过了《政治宣言》，郑重宣布：“信息与传播领域的国际新秩序同国际经济新秩序一样重要。”
　　197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了《大众媒体宣言》，同年12月，联合国安理会大会正式通过了建立“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决议。发展中国家借助联合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两个国际组织场所，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初步胜利。更重要的是，197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成立了“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以肖恩·麦克布莱德（Sean MacBride）为主席，共有16名来自不同国家的著名学者。委员会于1980年发布了一项报告，即著名的《多种声音，一个世界》（Many Voices，One World），这一报告提出了82项建议，主要涉及五个方面内容：⑴加强信息传播的独立自主性；⑵社会效果和新的任务；⑶职业道德和规范；⑷传播民主化；⑸鼓励国际间合作。有论者指出，该报告称得上是第一个真正从国际视野来讨论国际传播问题的国际性文件，是发展中国家在争取建立国际信息传播秩序中的一次重大突破。
　　然而，这个胜利多少来得有点名不副实和好景不长。一方面，麦克布莱德报告中所提的大部分建议都被束之高阁，仅有一条建议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采纳，即“考虑成立一个单独的传播部门”，最终促成了国际传播促进项目（IPDC）的建立；另一方面则是1984年，美国、英国和新加坡三国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导致该组织预算受阻（减少了年预算30%的捐款），以致国际传播促进项目根本没能力提出世界性不平等这个中心议题。
　　发展中国家在追求世界信息和传播新秩序的过程中遭到挫败的原因有很多。在笔者看来，其中有一条不容忽视，即在整个斗争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所使用的话语资源依然来自于西方国家，就是所遵循的范式依然是发展传播学的主导范式，正如《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就这样写道：“发展战略应该和传播政策紧密相连，成为分析需求、设计和完成某些重点任务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传播应当被看做是发展的一项重要资源，一种在决策过程中保证拥有真实政治参与的工具，一个解释政策选择的信息中心，以及培养民众明确国家重点发展方向的手段”。而在包括斯巴克斯在内的诸多学者看来，发展传播学的主导范式（还有文化帝国主义范式、全球化范式）是需要重新加以检讨的。从现代性进程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就可以看出，即便发展中国家获得有限的成功，其衡量标准也全部是采纳了西方现代性的标准，而没有有力地构建出现代性的多元面貌。这样的最终结果，就是发展中国家永远只能停留在“边缘”，成为世界体系中被迫依附的信息接纳国，而事实上，恐怕每一个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文明体，其所寄望的肯定不是继续在边缘游弋，而是要趋向中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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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科林·斯巴克斯著，刘舸，常怡如译.全球化、社会发展与大众媒体.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8] 麦克布莱德委员会.多种声音，一个世界.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