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西厢记》不仅在思想内容上，而且在艺术上也代表了元代才子佳人戏的最高水平。明初贾仲明对他予以很高的评价：“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关于《西厢记》的艺术特色，前人已多有论述，此处只谈一下《西厢记》比及元代其他才子佳人戏在艺术上的高明之处。
　　首先，王实甫对杂剧体制进行了创新，使他可以在比较充裕的空间了展开崔张故事。元杂剧的体制一般是四折一楔子，一剧基本上由正旦或正末一种角色演唱到底。在这样短的篇幅里，表现一个悲欢离合的故事，当然是比较局促的。因而造成“剧情简单化和某种程度的模式化的缺点”[4]P117。鉴于元杂剧体制上存在的种种弊端，王实甫对元杂剧体制进行了创新，以五本二十一折的长篇巨制演绎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故事，也不再由一个角色一唱到底，而分崔莺莺、张生、红娘三个角色演唱，有独唱，有对唱，形式更加新颖活泼。因此，王实甫得以用大量篇幅描写张生和崔莺莺的恋爱过程和恋爱心理，深刻开掘人物的内心世界。
　　开篇莺莺就表达了自己的怨春心情：“可正是人值残春蒲郡东，门掩重关萧寺中，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3]P2”这表明了她对自己的包办婚姻并不满意。服丧在身而已有婚约的莺莺主动回视了张生一眼，这是莺莺真情的流露。当夜，二人隔墙对诗寄情。爱情的种子，埋进了两人的心底。“孙飞虎事件”后老夫人的赖婚使二人的感情更进了一步。尤其是莺莺：“俺娘把甜句儿落空了也，虚名误赚了我。[3]P103”莺莺迫切希望和张生在一起，但当红娘带来了张生的简帖，却发起脾气：“我是相国的小姐，谁敢将这简帖来戏弄我？我几曾看惯这等东西？告过夫人，打下你这小贱人下截来。[3]P135”莺莺的反复无常与她所受的教育和处境有关。这反映了她追求爱情和恪守封建礼教思想的斗争。王实甫对莺莺这一行为的描写深刻细致的表现了她内心世界的复杂。王实甫虽也重视对郎才女貌的描写，但却未止于此，而是让二人的爱情经历了种种磨难。二人历尽艰难而不改初衷，由爱貌重才一步步发展到心心相印，感情发展水到渠成，丝毫不觉突兀。而在元代其他爱情剧中由于体制篇幅的限制，不可能进行如此细腻的描绘。因此郑振铎在《文史大纲》中也指出：“《西厢》的大成功便在于它的全部都是婉曲的细腻的写张生与莺莺恋爱心境的。似这等曲折的爱情故事，除《西厢》外，中国无第二部。”
　　其次，《西厢记》的语言艺术也为元代才子佳人剧作之冠。元杂剧的语言一般口语化、通俗易懂。与之相比，《西厢记》比较重视文采。朱权《太和正音谱》称：“如花间美人。”但《西厢记》也不是一味满足文人墨客的欣赏心理，他的语言又是通俗易懂的。王实甫不仅能精心杂糅经史语言，还大量使用市井俚俗的有丰富表现力的方言俗语，饶有兴味，雅俗共赏。如一向为人称道的“长亭送别”曲文：“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3]P190王实甫正是这样将典雅与通俗自然地融为一体。才使《西厢记》散发着长久的艺术魅力，千百年来一直受到观众的喜爱。
　　《西厢记》体现了元人爱情的杂剧的最高水准。虽然经历了历史洪流的无情冲击，依然在艺术的长廊中熠熠生辉。
　　参考文献：
　　[1]王建科：元代家庭叙事文学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2]王季思：全元戏曲（第一卷）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设，1999
　　[3]王实甫：西厢记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
　　[4]邓绍基：元代文学史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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