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在雾中奏响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乐章
　　
　　随着马思聪与共产党友人的接触频繁加深，使他在迷雾中逐渐看清了音乐的未来、民族的未来，从而影响了他之后的音乐实践活动……
　　（一）为艺术，扔下受玷污的指挥棒
　　马思聪在重庆迫于生计加入了从南京迁到重庆的励志社管弦乐团，当时的乐团人数很少，毫无实力可言。但是在马思聪担任其指挥兼首席小提琴之后，乐队规模逐渐扩大，共有队员六十余人，演奏水平上也大大增强。可是乐团除临时应邀排练弦乐重奏或弦乐合奏和参加演出外，很少以乐团的名义在社会上公开演出，常常只是在官员们举行宴会时，乐团就在宴会上演奏音乐[6]。其实当时的励志社乐团实际上就是国民党政府的御用乐团，为四大家族达官贵人的社交活动所服务的，这是这个乐团存在的意义，也是为其带来经济效益的唯一途径。但这一切对于手握指挥棒的马思聪来说简直就是莫大的侮辱，他认为：“音乐是艺术，音乐家不是奴婢！”在他眼里励志社管弦乐团简直成了唱堂会的歌女，当自己的祖国深陷战火时，外国人在我们领土歌宴之际，乐团还必须在一旁奏乐助兴，这些不仅是对他个人的侮辱、对音乐艺术的玷污这也是对我们祖国的羞辱。于是他和李元庆等艺术家拒绝去为招待外国人的宴会奏乐助兴，因此遭到了励志社社长、国民党将军黄仁霖的斥责，但是马思聪并没有屈服，即使他知道这样做会让他贫穷的生活更加窘迫，最终马思聪毅然地扔掉了受到玷污的指挥棒，乐团随即被停办…… 　（二）为支持抗战，再次拿起指挥棒
　　1.成立“中交”立下汗马功劳”[7]
　　1940年夏天，在举国联合抗日的热情日益高涨时，受共产党友人、中共南方局重要人士的思想影响的马思聪作产生了组建一个中国人自己的交响乐团的想法，于是他作为乐团的发起人之一为“中华交响乐团”的成立竭力奔走，借同乡之谊联系上了时任立法院院长与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的孙科，并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和帮助，1940年11月在国民政府正式登记注册[8]。乐团由时任行政院院长的孔祥熙任名誉理事长，孙科的秘书司徒德兼任团长、总干事，马思聪出任乐团指挥并负责艺术业务方面的工作并担任第一指挥[9]。
　　由马思聪发起并由他担任第一指挥的“中华交响乐团”虽然不是中国第一个交响乐团，但是在20事迹上半叶，在完全由中国人组织的管弦乐队中，“中华交响乐团”规模最大，存在时间最长，演奏曲目最丰富。“乐团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交响乐的发展走上了本土化的道路，不仅如此‘中华交响乐团’在中外音乐交流上，还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乐团通过各外事活动演出，打开了西方音乐大门，增进了中西的相互了解，并获得了国际上的同情与支持。”“中华交响乐团”通过各种有标题、有针对性的演出，有力地团结了各阶层的民众，激励着中华民族的热血儿女们为祖国的未来与日寇做顽强的斗争。
　　⒉挥指“中交”奏响抗日特强音
　　1940年也就是“中华交响乐团”成立的第一年，重庆随时处于日军空袭的危险当中，但马思聪仍旧冒着战火带领乐团积极投身于“音乐为抗战服务”的演出活动之中，仅“1940年音乐演奏大会就有5次，参加其他音乐演奏会三十余次，除公演外他们常为反战日人献旗联谊会、中外各界招待会、抗敌联合会……等演奏”[10]。
　　当时的《新华日报》部分新闻以及相关史料为我们还原了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马思聪先生带领乐团积极参加的各种与抗战相关的音乐活动， 1940年8月9日为欢送在华日本人民反战革命同盟西南支部工作人员乐团由马思聪指挥演奏了《塞外舞曲》；1940年7月6日，中华交响乐团在中央公园举行纪念抗战3周年演出，观众数以万计，盛况空前，音乐会除了演奏部分西洋名曲外，其余大部分都是该团自己创作的、洋溢着民族风格和情感的作品，如马思聪的《思乡曲》、《塞外舞曲》等；1940年8月13日由马思聪先生指挥的“中华交响乐团”在中央公园（现重庆人民公园）举行了第二次公开演奏，听众反响热烈，在听众掌声要求中，演出尾声又演奏了马思聪先生的《塞外舞曲》。这些由马思聪先生参与的音乐活动不仅大大推进了交响乐的传播和普及，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起到了鼓舞各阶层民众积极投入抗战的作用，发挥出了音乐独特的社会功用。
　　马思聪先生作为该团当时唯一的首届常任指挥不仅带领“中华交响乐团”参加了1940年7月6日举行的“七七”纪念音乐会[11]等直接支持抗战的音乐活动，还带领“中华交响乐团”通过音乐获得国际上的同情与支持，既打开西方音乐的大门，又起到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作用。马思聪先生以“中华交响乐团”指挥的名义致函苏联名音乐家杜纳埃夫斯基、克里阿、珂伐兰、米耶柯夫斯基等五位音乐名家与苏联音乐文化界取得密切联系，1940年11月9日晚由马思聪指挥的“中华交响乐团”演奏了捷克作曲家士默丹那的《我的祖国》、俄国作曲家莫索斯基的《荒山之夜》、包罗亭的《第二交响曲》、马思聪的《弦乐四重奏》，并对苏联广播；1940年11月14日晚中苏文化协会特请中华交响乐团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对苏联播送每月一次的特别音乐，其中第四个节目就是马思聪指挥的《弦乐四重奏》。马思聪带领“中华交响乐团”通过音乐不仅将中国的抗战之声及时传到了中华大地也传到了国际，在抗日烽火最艰苦的年代，冒着敌人的炮火，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挥出“交响乐”的独特艺术功用。
　　
　　四、迷雾中走向光明
　　
　　1940年的重庆不仅弥漫着浓雾，也笼罩在战火之中，但马思聪先生依然用音乐当作“武器”，以自己的方式支持着抗日救亡运动，坚持着自己对音乐对祖国的忠贞。马思聪刚来到迷雾笼罩的重庆时曾经迷惘曾经彷徨曾经徘徊不前，找不到音乐的方向，但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结识了李凌、赵沨等共产党友人，看着他们为了人民为了祖国积极投入到抗战相关工作中，马思聪渐渐找到了努力的方向，从参与筹备组建“中华交响乐团”到带领乐团在抗日前线、国统区大后方参加各种音乐活动，马思聪用他的“武器”——音乐，向侵略中华的日寇宣战，奏响了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激情乐章，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抗日激情，激励着每一个血性的中华儿女。1945年马思聪先生再次来到重庆，在那样一个迷雾笼罩的政局下没有慌乱，依旧与共产党友人保持着密切来往，还与中国共产党最高层领导毛泽东主席、周总理探讨音乐探讨祖国的未来。对于一个音乐家来说，音乐就是生命，马思聪可以为了艺术毅然丢下用以维持生计但被权势玷污的指挥棒，也可以为了支持抗战拿起收益甚微但神圣的指挥棒，虽然马思聪无党无派，但是他已作出了自己的选择……重庆的雾是浓的，但他在雾中看清了民族的方向、音乐的方向。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