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378（2015）05-0074-04
DOI：10.3969/j.issn.1005-6378.2015.05.011
一、回族少年形象的孕育发展
少年形象是回族文学重要典型之一，凝聚着回族深刻的历史印记和原初的生活体验，具有独特民族性审美价值和丰富思想意蕴。它较早出现于20世纪上半叶的回族报刊中。1906-1949 年间回族知识分子在京津沪滇等城市创办了200多种回族报刊，构成回族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传播媒介。它们围绕着族教振兴的核心使命刊载了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呈现出超越传统私人话语、广涉回族社会各个方面的民族生存文化图。许多浸润着回族时代印记和心理特质的少年形象就出现在这一时期的叙事类作品——现代回族小说的雏形——之中。滞留在清真寺中的苦闷的宏志、面向社会彷徨无措的彬哥、在家庭不幸中不能自拔的可怜生等①，从不同层面实录性地呈现了20世纪初期回族闭塞贫弱、举步维艰的生存困境以及这一代少年忧心忡忡充满无助之感的成长之痛。
另一方面，报刊文学社会工具性的价值原点和现代回族文学初创期的萌芽特质也决定了这些形象在思想上偏于成人化、在艺术上相对稚嫩单薄的特征。
新中国成立后，歌颂新生政党、赞美社会主义新生活一度成为文学核心甚至是唯一的使命，回族文学亦汇入时代大潮。
1980年度以来，在新的文艺政策民族政策感召下，在新的时代生活语境中，这种创作局面才得到根本性改变。许多回族作家开始将注意力投射到本民族身上，在抚慰伤痕、反思历史、憧憬变革的同时，他们努力呈现着回族——这个有着自己一定历史文化特殊性的少数民族——在新中国近半个世纪的生命历程中，回族少年形象于此开始走入我们视野。在红色风暴中精神迷失的哈桑、热情追问着民族历史与未来的马力、面对传统压力
执着向学的木撒等，这些新时代的少年带着各自的“念想”奔向青春①。相较而言，本时期该形象的塑造成熟许多，形式上由简单的叙事类报刊篇章走向结构完整的短篇小说;内容上也趋于饱满，主人公不再止于对时事事务的空泛感怀，而是在现实矛盾或变故的重重考验中经历螺旋式上升的成长过程，如王瑞康在“拆毁宣礼楼—内心纠结—重建宣礼楼—心灵重获平静”的情节变动中完成了哈桑形象，传达了文革境遇中一代回族少年的成长诉求。这种视域的确定使得该形象更具有成长期少年的精神特质，相应文本主题意蕴也更为凝炼丰厚。
19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日益开放，日常生活合法性范畴不断扩大，宏大国家话语阐释和时代主潮抒写不再成为焦点，文学命题日渐多元。回族少年形象塑造获得纵深突破，数量增加、视角扩大。既往立足特定社会背景、以族裔化视角为中心对少年予以关照的固定模式开始被打破，逐渐出现了从自我、他者、家庭、族群、乡村、城市等多重生活空间对对象物质、精神层面的各种显性或隐性成长的书写。可以说本时期少年形象在精神浓度、审美意蕴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是当代回族文学发展的重要收获之一。
总之，回族少年形象自20世纪初回族报刊文学兴起时即开始孕育，历经一百多年文学实践以小说为主要形式不断得以丰赡发展。相较而言，民国时代、建国前三十年时期，该形象更多是关于族教、国家等宏大主题的具象投射，相应族裔化、社会化色彩浓厚一些，而个性化不足;加之艺术手法也较为有限，人物总体不够丰满立体。新时期以来，创作视角扩大、艺术手法更新，诸多关涉少年精神世界的内容都被纳入作者笔下，巧妙运营形成一个个带着特定时代气息、生活含量、民族韵味的文学典型。
二、回族少年形象的精神流变
20世纪回族经历了艰难的现代转型，从闭塞濒危之境逐渐走出并不断融入主流获得发展，少年也与本民族一道共同成长，走过从压抑迷茫到求索反思的精神之旅。依托这一巨型社会背景，回族小说集中刻画了解放前、新时期、新世纪三个历史时段中的少年形象，通过他们不同的精神诉求传达出其与民族文化共同体间情感密度的变动以及相应引发的精神重构，折射出回族在现代进程中与各种外在力量纠葛、抗争的心路历程。
（一）解放前：情系国教心忧未来
在20世纪上半叶的回族新文化运动中，少年群体——这一未来回族人的希望所在——受到广泛关注。他们的教育现状、职业选择、精神建构等都成为回族社会的时事热点纳入知识精英的视野。于此，一些浸润着民族特质与时代印记的少年形象就在报刊文学中应运而生。
小说《宏志》以回族日常清真寺生活为主要场景，塑造了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回族少年形象。他与父亲相依为命，生活贫困不堪、备受嘲讽。这种境遇令他常常苦恼抱怨道：“唉，安拉！这是从何说起呢？像我们这样的苦痛，是已经够人受的了，又怎堪不停的再递增呢？”而父亲则以“认定然”的伊斯兰信仰为支撑反复劝说：“这正是主的赐悯，这是你一生事业的成功之路……我们只有本着真主赐予我们的能力去换饭吃，我们决不能作寄生虫去仰仗于人。”在宗教的慰藉中少年宏志逐渐平复了内心，和父亲一道“随着阿訇的喊声都静静的向寺中走去”“静待着真主的公道和人世公理的到临”[1]。
《诱惑》《新路》等作品则把镜头从清真寺中拉出，关注少年步入主流社会时的精神困惑。《诱惑》中的主人公面对职业选择时内心非常纠结，是按照族内传统职业定位做一个献身族教的宗教职业者，还是投身社会革命做一个时代弄潮儿呢？他反复思量难以抉择。“安拉呀！你相助我这脆弱的心吧”[2]，这无助的呼喊道出当时许多即将步入社会的少年内心的迷茫。《新路》描写了“我”和“彬哥”等回族少年因宗教信仰与民族身份得不到理解尊重、理想难以实现的现实苦闷。“我用眼睛在追寻人生的光明，但得到的却是黑暗与恐怖，强烈的刺激使我这颗年青而有活力的心未老先衰”[3]，这些独白让我们看到回族少年举步维艰的生活困境。

        民国少年生逢国势动荡族教濒危之际，不断遭遇启蒙、革命等社会浪潮的冲击以及诸如经济滑坡、教育滞后、宗教衰颓、话语权缺失等关涉族教存亡命题的逼迫，于此迅速成长裂变。宏志在宗教慰藉中选择了沉默隐忍、彬哥在主流质疑时表现得焦灼痛苦，这都让我们深刻感受到：20世纪初始狂飙突进的现代文化理念对于回族——这个长期被置于边缘的、衰颓滞后的少数民族而言，只是一种模糊的碎片式存在，它激发并加剧着这个群体的现实焦虑感。而与此同时，传统民族认同意识虽然备受冲击，却依然顽强存在并很大程度上主宰着回族的思想行为。这使得对族教家国现状与未来的忧虑成为了民国少年蛰伏于心的成长之痛，影响着他们对外界的认知和抉择。报刊文学中该形象呈现出的如行将脱壳的雏鸡一般，不断张望探求外部世界的身影，是这一心理的投射，一定意义上浓缩着回族社会逐步走出闭塞面向主流的精神历程。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