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以现代意识接续传统的文学样式，历史小说在新时期文坛的繁荣有目共睹。历史小说本身兼有的文学、历史及文化的多维性，使它在继承发扬传统文化以及发展文学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然而在经历了90年代的短暂辉煌之后，近二十年来，历史小说创作却陷入了质量下滑的创作困境，尽管也出现过《张居正》、《北方佳人》、《大秦帝国》等巨制佳构，但并不能掩盖历史小说创作水平整体滑坡这一严峻事实，其中隐含的矛盾和问题值得我们认真探究和深刻反思。
　　历史小说创作的困境主要来自作家本身，具体表现为以下两方面：
　　其一，历史叙述真实性的真诚追求、传统文化全方位抒写的严肃态度和现代意义的历史理性批判精神匮乏之间存在的深刻矛盾。
　　毋庸置疑，传统历史小说中的历史真实性追求和对传统文化抒写的严肃态度是新历史小说所推崇的戏说解构、非理性主义的价值观所不能比的。比如最近引发阅读热潮的《大秦帝国》即是一例。孙皓晖为了表现大秦帝国作为中华文化的文明正源观念，苦心耕耘16载才捧出这部540余万字的巨著，其真诚态度与求实风范令人钦佩。但文学史的经验表明，单有对传统全面性的书写以及历史真实性的叙述想使作品迈入经典文学之列还远远不够。因为我们是立于现代性的基石上来展现中华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的，而现代性本身就具备自我反思、自我质疑及自我差异化的深刻性。不可否认，以《大秦帝国》为代表的当代历史小说因未能立于现代性基石对历史进行审视，它们本应具备的启蒙理性原则与历史批判精神被大为削弱，复杂历史被简单化是一大趋势。
　　这里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一方面，对于历史真实性和历史还原的精确性本就是人云亦云的话题，小说还原历史应立于创作主体所处的时代以及所持的立场。因为作品的视野、情感、精神以及艺术形式的构建等等，都离不开创作主体的立场。同时，主体对历史的理解本就是一种创造性的活动，一定程度上的“误读”是可以理解的，甚至也被认为是理论研究中必要的积极行为。无疑，太过拘泥于第一手材料的剖析，最终只会使历史小说在民族精神和文学价值的追逐方面黯然失色。曾经不少炙手可热的历史小说就因在历史事实、思维兴奋点及精神底蕴方面过分拘泥于当时的政治意识形态和思想关注焦点，以致造成了文本价值内蕴方面无法弥补的遗憾，一旦事过境迁自然面临着少人问津甚至是无人问津的凄凉局面，如《李自成》、《金瓯缺》等作品从繁荣到衰落便留下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以熊召政的《张居正》（2002年）为例，无论从历史真实性、文化思想性还是审美艺术性来看，都称得上是一部整体水准较高的作品。但相较莫言、余华、苏童等其他类型作家同时期的长篇佳作，这部作品的缺陷还是较为明显的，其中引发争议最多的就是在真实性追求之外，未能写出主人公复杂深刻的精神世界，而流于巨型改革叙事的一般表达和对现实语境的简单对应，令人遗憾不已。
　　另一方面，民族历史、文化精神、传统内蕴既是历史小说的阐述对象，也是作家们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毕竟今天的我们都是站在先人们立足过的热土上发声的。五千多年的文明传统是中国历史小说创作的特有优势，认同和借鉴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髓是中国当代文学走向世界的重要支撑。然而，在全球化话语的冲击面前，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许多负面因素日益成为现代化建设的阻碍要素之时，若我们仍表现出一副夜郎自大的高傲姿态，仍旧延续过去自说自话的思维方式，无疑是不合时宜的。
　　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提及孙皓晖的《大秦帝国》。很难想象，这部出版于2009年的历史题材巨著，在创作理念与历史观念上还停留在强势生存的暴力书写与激进话语层面，以一种无条件仰视英雄的理想化视角塑造秦孝公、商鞅等“卡里斯马”人格神，在阅读效果上制造了空前饱满的民族主义情怀，因而引来了青年读者的一片叫好之声。显然，作者对法家文化的全方位认同使得小说缺乏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理性批判精神。
　　在历史小说文学精神建构的广度与深度方面，只有对历史叙述的真诚追求与对传统文化抒写的严肃态度是不够的，创作主体是否拥有现代性的认同反思能力才是最关键的。正如某位评论家所认为的：“进入成熟时代的作家，有在高深的层次上重新认同文化传统的必要。‘认同’不等于无批判、无反省，而是一种智慧者的沉潜，既保持着现代作家的理性批判意识，又力求对独特的民族文化之精要产生深邃的感悟。”[1]（p94）如何在坚守现代性的价值立场上实现对传统文化的超越，是每位历史小说创作主体需要思考与克服的首要难题。
　　其二，历史小说思想内蕴的民族性、艺术表现手法的传统性与文学价值的世界性、艺术审美的现代性之间存在难以弥合的深刻矛盾。
　　当前，文学与文化发展正处于全球化的巨大磁场中——无论是本土性与全球性性、民族性和世界性等等两极性的概念在相互对立之时又互为补充，置身于这么一个巨大的磁场中的中国新时期历史小说，自然也避免不了处于十字交叉路口的事实：一方面它需要坚守自身特有的文化传统与民族特色，另一方面又必须对本土文化和域外文化、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进行创造性的整合以实现民族文化的建设性建构与发展。因此，如何在尊重与还原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提炼出具有普遍意义的历史元素，并找寻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平衡点，是历史小说家门必须要接受的一个挑战。当新历史小说在吸纳西方精神分析、存在主义等现代哲学理念并借鉴各种现代小说的叙事技巧方面游刃有余之时，我们的传统历史小说却有点固步自封，作家们仅仅满足于“一亩三分地”的自给自足的创作方式，这样的过分坚守无疑暗藏着大危机。这方面的问题又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诸多历史小说家难以立于全人类的视角与高度来关照历史，难以真正摆脱狭隘民族主义的樊篱。民族性、地域性及历史性是任何文学题材都具备的性质，跨越民族和国界及历史的大一统的世界文学形式虽只是一种美好的假想，但与此同时它也相应地具有系统开放性和不断发展性，仅仅拘泥于狭小空间复写历史表象是难以跳出狭隘民族主义藩篱的。并且，强调文学形式的具体性与独特性并不意味着各类文学题材无一般性与普遍性。在存在主义大师叔本华看来，艺术家的伟大首先体现在他的创作必然会反映事物的本质和人类所向。从这个角度看，艺术家应该是“人类的一面明镜，他使人类意识到自己的情感和憧憬。”[2]（P399）可见，真正伟大作家的作品必定能反映出人类的内心世界，写出人类的情感与憧憬的，如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你往何处去》、俄罗斯作家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等都是这方面不可多得的精品。反观我国近年的历史小说创作，文体独立意识与文化穿透力以及社会语境中普遍功能的超越和存在着的典型意义从整体上观都是比较缺乏的，算得上是能较好挖掘中国传统文化的佳作也只有为数不多的如韩静霆的《孙武》、刘斯奋的《白门柳》等作品。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