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参禅悟道奠定了诚斋诗变的思维基础
　　赵宋一代，虽然理学发展迅速，但并非一家独存，道释二家在宋朝依然存在并得到了相应的发展，宋太宗曾说：“道、释二门，有助于世教。人或偏见，往往毁訾。假使僧、道士时有不检，安可废其教邪？”[12]可见宋代对理（儒）、道、释总体上采取了一种包容并蓄的态度。杨万里一生当中有过很多的与道士、禅僧们的交往。孝宗淳熙年（1174—1189年）间，閤皂山道士陈亢礼在崇真宫兴建苍玉轩，供来访的文人学士品茗论道。一时间为苍玉轩赋诗者达三百余人，其中就包括杨万里和周必大、洪迈、朱熹等名流。杨万里在零陵、杭州、广东任上，经常与禅僧结友唱和、切磋诗法，有过“白头始得叩禅关”的感叹。杨万里的这些道、释交集，使得道、释超凡脱俗的追求、名山圣水的陶冶和归心返朴的理念以及禅宗讲究顿悟妙解的方法，必然对杨万里作诗论学产生了或深或浅的影响，为以后诚斋诗变的积累了思维观念的基础。
　　道、释学养，诸如“妙悟”等等，对杨万里转益多师，而悟前人之秘，致灵活运用，挥洒自如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周必大曾说：“今时士子见诚斋大篇巨章，七步而成，一字不改，皆扫千军，倒三峡，穿天心，透月胁之语，至于状物姿态，写人情意，则铺叙纤悉，曲尽其妙，遂谓天生辩才，得大自在，是固然矣。抑未知公由志学至从心，上规赓载之歌，刻意《风》《雅》《颂》之什，下逮《左氏》、《庄》、《骚》、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以来及本朝，凡名人杰作，无不推求其词源，择用其句法。五六十年之间，岁锻月炼，朝思夕维，然后大悟大彻，笔端有口，句中有眼，夫岂一日之功哉！”[13]杨万里师承众多，遍参诸方，由学而悟，终自成一体，周氏所论是符合其实际的。对此，杨万里自己也说过类似的体会感悟，例如《诚斋诗话·第十四则》：“初学诗者，须学古人好语，或两字，或三字。如山谷《猩猩毛笔》：‘平生几两屐，身後五车书。’‘平生’二字出《论语》，‘身後’二字，晋张翰云：‘使我有身後名。’‘几两屐’阮孚语，‘五车书’庄子言惠施。此两句乃四处合来。又：‘春风春雨花经眼，江北江南水拍天。’春风春雨，江北江南，诗家常用。杜云：‘且看欲尽花经眼。’退之云：‘海气昏昏水拍天。’此以四字合三字，入品便成诗句，不至生硬。要诵诗之多，择字之精，始乎摘用，久而自出肺腑，纵横出没，用亦可，不用亦可。”[14]这里杨万里似乎以自己学江西的亲身经历告诉后人思维锻炼的重要，只有读好诗，多读诗，读透诗，参以道、释式的求心内化，便可转为自己的东西，从而纵横出没，落笔成章了。
　　对此，郭绍虞在《中国文学批评史》评议说：“诚斋论诗颇带禅味……盖以禅论诗的结果，每偏于悟，而悟的结果，又须归于自得。”[15]杨万里也写过一首颇具禅道之味的自评诗：“学诗须透脱，信手自孤高。衣钵无千古，丘山只一毛。”这是说，作者首先要对外界的事物有透彻地理解，进而创作时达到心领神会、悠然自得、左右逢源的境界。学诗作诗如参禅悟道，没有千古不变的传统。凭的是自己的悟性，只要功夫到了，便会融会贯通，丘山之重也可以变成一毛之轻了。这首诗从一个侧面很好地解释了宋代道、释文化对杨万里之类的文人思想观念、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
　　二、理心交融是诚斋诗变的精神动力
　　宋代最高统治者始终执行“重文轻武”亦即“兴文教，抑武事”的方针政策，各派思想主流如佛、道、儒诸家，已趋融合，渐成一统之局，遂有民族本位文化的理学的产生，其文化精神及动态亦转趋单纯与内敛。但在理学自身的发展过程中，理学家们也对于一些具体的问题产生了分歧。以陆九渊等为代表的理学家不满意程朱理学对于“理”的探究方式的烦琐，提出了“心即理也”的观点，反对“格物致知”，主张内心反省。赵宋理学遂成理学与心学交融状态。这种理心交融的文化精神使得文人的文学意识更为自觉，力图在对宇宙自然的皈依和对尘世功名的淡漠中实现对自我生命的彻悟。再加上赵宋统治的政策导向使得宋代文人缺乏如唐代作家那种建功立业的豪情，因此，赵宋一代的主流文化（如理学、诗、词、文、赋、书、画甚至文人生活等）呈现出浓郁的精致、含蓄、内省、味外之味的审美趋势。杨万里《颐庵诗稿序》云：“夫诗何为者也？尚其词而已矣；善诗者去词。然则尚其意而已矣？曰：善诗者去意。然则去词去意，则诗安在乎？曰：去词去意，而诗有在矣。然则诗果焉在？曰：尝食夫饴与荼乎？人孰不饴之嗜她，初而甘，卒而酸；至于荼也，人病其苦也，然苦未竟，而不胜其甘。诗亦如是而已矣。”[16]这段话整体是个比喻，前面的本体部分说得很玄虚，后面的喻体部分则说得相当清楚，好诗如荼，妙在回味无穷，强调的是“味外之味”。杨万里在此区分“词”“意”强调诗歌本体艺术特点和审美感受与价值。反映了诗人对诗歌艺术特征的内心体悟与“诗味”认识。
　　因此，周必大在《跋杨廷秀石人峰长篇》评价这种文化背景对杨万里的影响结果时说：“公由治学而纵心”。[17]可以说，理学心学的文化交融正是促进杨万里等诗人放纵心灵和灵魂的自由，追求“活法”“诗味”审美效果的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动力。
　　三、商品经济的发达是诚斋诗变的物质基础
　　任何一种文学艺术的发展变化都离不开一定的物质基础，赵宋一代商品经济的发达正是诚斋诗变的物质基础和文化根源。赵宋时期，在技术改进与租佃制的推动下，农业生产获得显著发展；手工业分工细密，工艺先进，产品闻名于史；商品经济水平更是超越以往，城市、市镇繁荣，货币流通扩大，诞生最早的纸币。历代以来，往往重农抑商，而惟独宋例外。宋初，太祖赵框胤就言“多积金。市田宅以遗子孙，歌儿舞女以享天年。”；宋太宗也号为“令两制议政丰之术以闻”；神宗在位时“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 理财为急”这样的重视经济的思想一直贯穿于宋朝。而且宋的经济法令，统一了国家与经济活动者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顺应商品经济的规律。这些正确的政策导向使商业大潮兴旺，商贸发展迅猛，手工业发展迅猛，使宋朝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银行。这种城市商品经济繁荣，一方面导致宋代出现许多的规模较大的城市，如开封和杭州，物质文明大为繁荣，促进了思想的交流和文学的兴盛；另一方面，城市商品经济繁荣，促进了文学商品化和文学消费模式、消费对象的变化，助长了文人的文学消遗闲适心理，如宋代诗词的繁荣发展就与城市商品经济发展密不可分，也推动了文学由雅到俗的转变进程。这种文化的娱乐心理（包括自娱自乐和供他人娱乐）肯定会影响文人的创作倾向，杨万里由前期强烈的报国经纬之心到后期的明哲保身，由前期的诗理论教、学步江西到后期的白俗诙谐、标新独立，正是商品经济影响在诚斋诗变进程中的诗学表现。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