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秦媛（1992-），女，湖北黄冈人，汉，武汉大学人文科学试验班，本科在读，文学专业，研究方向：古代文学。

       一
　　明天启年间，冯梦龙在广泛收集宋元话本和明清拟话本的基础上，经过文学加工编成了包括《醒世恒言》在内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刊行于世，简称“三言”。在《醒世恒言》中，女性形象的塑造鲜活动人，才艺双绝的莘瑶琴（《卖油郎独占花魁》）、贤良敦厚的朱多福（《陈多寿生死夫妻》），聪明智慧的苏小妹（《苏小妹三难新郎》）等正面的女性形象博得了作者以及读者的青睐与欣赏。但在《醒世恒言》里，并非每个女性都应当受到赞扬，并非每种情感的流露、宣泄和追求都完美无瑕，与善美相随的，恶毒的妇人也在小说里被提及、被披露。
　　“毒妇”之标志大致有二，一是出发点无耻，无外乎妒、淫、贪、悍；二是手段狡诈凶残，她们为了一己之私可以赶尽杀绝，不遗余力。《醒世恒言》中的“毒妇”，按其恶毒行径，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是泼悍型毒妇，她们性格泼辣、为人彪悍、蛮不讲理。基思·麦克马汉对此有个很有意思的描述：“她是一个在‘泼’或‘溅’的女人，她的行为，就像她泼溅出来的各种液体一样，是不受拘束的、越轨的，而且通常是有污染性的。”①以第三十四卷《一文钱小隙造奇冤》中的杨氏和孙氏为代表，两人趁一时口舌之快，辗转共害死十三条人命。
　　第二类是贪吝型毒妇，她们在财产面前贪婪吝啬，为了一点财产甚至见利忘义、残暴无情，以第二十卷《张廷秀逃生救父》中的为了独吞家产不择手段地出计谋加害张权父子，甚至把自己的亲妹妹逼上绝路的瑞姐，和第三十卷《李沂公穷邸遇侠客》中因舍不得丈夫报恩之财、唆使丈夫背信弃义的贝氏为代表。
　　第三类是自私型毒妇，她们往往从一己情感出发，把精力倾注在自己和最亲近的人身上，对于旁人则称得上“蛇蝎心肠”。不孝顺父母的，以第二十卷《张廷秀逃生救父》中的瑞姐为代表；挑拨弟兄关系的，第二卷《三孝廉让产立高名》从侧面可知其恶；虐待养女和继子，则直接对应第一卷《两县令竞义婚孤女》中的贾婆和第二十七卷《李玉英狱中诉冤》中的焦氏。
　　二
　　《醒世恒言》中“毒妇”虽然可恶，却也是她们个人以及整个社会的悲剧。她们之所以会形成如此狠毒的性格，与其自身的社会地位、人生经历，甚至是封建婚姻制度以及当时的时代特征都是息息相关的。
　　首先，《醒世恒言》中对这些“毒妇”的身份经历对其恶行的产生大多是有交待的。贾婆起初也是有心要收月香为女儿的，只看到丈夫比起自己更关心月香心下渐渐不平的；瑞姐自幼不如妹妹受父母宠爱，加之丈夫赵昂为人奸狡险恶，妹夫却深得父母器重，自是又眼红又担心；而焦氏自幼“父母双亡，哥嫂做主”，无奈哥哥是个“油里滑的光棍”，教唆她私下百般凌贱儿女 。
　　其次，《醒世恒言》中的“毒妇”们重利轻义，甚至做出谋财害命之事，在一定程度上即是受功利主义时风的浸染所致。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的萌芽带来了城市的繁荣和市民阶层的壮大，但也形成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②的功利主义的价值取向。《醒世恒言》中对这些“毒妇”大多生活于经济较为繁荣的城镇，或为商人、小商贩之女（如瑞姐），或为商人、富户之妻（如贾婆、焦氏、贝氏），是正在勃兴壮大的市民阶层的成员，较多地汤染了自私势利、贪图财色享乐等市井商贾习气。
　　此外，《醒世恒言》中的毒妇们也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受害者。李达曾批判封建婚姻制度说：“婚姻的结合……好像买卖牛马似的，不管买卖的是瞎子，是跋子，是废疾，六根不全，魔狂痴徽，性行乖僻，总要买到手，卖脱手，就算了却心愿。”③且看《醒世恒言》中，瑞姐因着父亲不顾赵昂“奸狡险恶”的品性而念其为故人之子就赘入为婿；焦氏父母双亡，哥哥焦榕图行礼纳聘之资做主将其嫁给丧妻的锦衣卫千户李雄家 。正是这种对于强加于自身的恶姻缘的不满和痛苦，才促使她们一步步地走上了崎形的反抗道路。
　　三
　　法国作家西蒙娜·德·波伏娃曾警醒人们：“男人写的所有关于女人的书都值得怀疑，因为他们既是法官，又是诉讼当事人。”④冯梦龙在《醒世恒言》中刻画了一大批正面女子的形象，突出强调的是其柔顺、忠贞、贤惠、持家等特质，明显符合在男性心目中对贤妇形象的勾勒与期待，却往往忽略了她们为实现“妇德”所付出的代价。而“毒妇”们作为反面形象，其共同点则在于都违背了儒家之于“礼”“孝”“义”的规定，作者对这些“毒妇”的“失德”行为极力渲染，并把造成家庭危机或解体的责任几乎全归之于她们，而很少能自觉地从更深的层面去探寻妇人肆恶之社会根源。
　　从正面来看，《醒世恒言》中贯穿的是贞洁观念，冯梦龙十分强调困境中坚守忠贞的美好品质。例如第九卷《陈多寿生死夫妻》中的朱多福“从来妇道当从一，敢惜如花美少年”，第三十二卷《黄秀才檄灵玉马坠》中的玉娥“奴家虽是女流，亦知廉耻，曾许配良人，一女不更二夫。”，第三十六卷《蔡瑞虹忍辱报仇》中的蔡瑞虹“男得在义，女德在节；女而不节，与禽和别！”，她们无不是立性贞烈的女子。作者看重其伦理价值的同时却忽略了她们为实现贞洁所付出的代价。例如朱多福将近十载为“不生不死”的癞子丈夫守节，男方退婚后明明可以另选良家，她却心如铁石，要以一死“完名全节”；蔡瑞虹在遭尽劫难之后遇上良人，在报仇成功之后完全可以和丈夫和孩子过上全新的生活，但却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死。
　　从反面来看，《醒世恒言》中绝大多数“毒妇”都贪财，她们往往不仅自己贪财，还唆使丈夫做不义之事，如瑞红帮助丈夫出谋划策害死张权，贝氏挑唆丈夫追杀救命恩人。这种情节设置的逻辑就是，丈夫的罪责，全在或者很大程度上在妻子的挑唆上，但这其中存在着一个难以克服的悖论，那就是不少主妇曾苦口婆心地劝谏丈夫修身治家，但丈夫却往往塞耳不听，甚至因此而夫妻反目；而凡丈夫之不端，她们的鼓动往往是几句话就能立竿见影。不仅如此，这些“毒妇”的吝啬贪财的背后与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地位不无关系。她们被拘囿于狭小的家庭圈子里，所接触的事情多是琐碎之事，见识难免短浅些，很多时候她们费尽心思为家庭谋利益，尤其是谋金钱。从整个社会的角度看，男权社会里男性凭借经济优势操控、支配女性，由此造成她们对于经济操控充满着一种潜在却深刻的恐惧，出于安全的需要或是身份的确定感，她们表现出对金钱财产近乎病态的的重视，因此带来人格的扭曲和裂变。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