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思想主题的变化
　　陈学昭是以新女性的姿态登上文坛的，五四思潮下对女性的关注，认同个人主义。她的处女作是1924年元旦发表《时报》增刊上的《我所希望的新妇女》，此后她陆续发表了一些关注中国女性生存状况、探讨女性就业问题、提倡男女平等、呼吁女性自立自强的杂文。
　　陈学昭针对五四文坛一度争论过的“贤妻良母”问题，大胆地断言，中国的贤妻良母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了，呼吁更多的女性不要满足于做一个贤妻良母式的家庭主妇，而应该谋求社会历史的贡献。她首先提倡女性最要紧的是自立，自立必须要经济独立，所以进入社会谋取职业，才能得到彻底的解放。其次她在《现代女子的苦闷》里抨击男性主义，反省女性自身的弱点，对于现代女子苦闷如何除解，“只有充分地接受教育，能自立，而男子们也非得将他们根本礼教所遗的奴性连根拔起不可”，她对于中国妇女的愚昧麻木、日光短浅、苟且懒散、安于现状、不思进取、日一心为奴的寄生生活是充满焦虑与担忧的，在她看来新女性不是新在外表上而应该新在思想上、行为上，要为中国的政治、教育、实业做出贡献。她鼓励那些要致力于事业和学问的女子应该勇敢地走她们自己所乐意走的路。初到延安时，陈学昭认为延安的妇女是真正得到解放的，但是也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人人都想“在军事与政治上争取地位，特别是政治”，而很少有人愿自动参加战时救护与保育工作，因为这是 “男子瞧不起的事情”。陈学昭认为对于女性的提高和尊重要有正确的理解，并且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不能只停于表面，并且要改变男性几千男来固有的思想也死很必要的。她深深感觉到女性的解放任重道远。
　　 1942年5月，作为非党员的她被邀请参加毛泽东主持的文艺座谈会，切身感受了知识分子必须工农化的政治气息。8月，当她已名存实亡的婚姻解除时， 李富春等为她排除社会上对她的流言蜚语，周恩来、邓颖超给她生活上、事业上以关心和帮助。这种个人的关怀给了当时心力交瘁、前程迷茫的陈学昭以雪中送炭的温暖感，她把这种关怀同自己原有的政治取向、性别话语交融于革命之中， 她抛弃了女性自由知识分子观察世界的慧眼，以前那敏锐的女性主体意识在消退，再没有从性别的角度对边区潜在的性别问题付诸笔端，而是以一种阶级的角度严厉对自己的家庭问题做严厉的自我批判，忘记了自己曾经批判过的即使革命圣地延安也存在 革命队伍中男女权力分配严重。
　　于是后期作品陈学昭更多的是对主流意识的实践，在《讲话》后的作品，不仅思想观点与工农大众保持一致，而且苦乐的情感、爱憎的标准也处在同一个水平线上，真正做到了喜大众之所喜。那种潜形于社会深处的性别歧视与不平等分析方法，在陈学昭脑海里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党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分析思想。她在写《工作是美丽的》的时候产生了疑虑，是否自己应该写关于知识分子的文章，因为这与当时的文学环境不符，但是在周恩来邓颖超的鼓励下，她才开始创作，她根据自己的经历自传性的写了一个中国女性知识分子在革命战火冶炼下的成长过程，给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案例。在民族危亡之际，一切都应该服从于政治，这是延安时期文艺政策的一个趋向，陈学昭以前所提到关于女性的问题，在此时已经无法出现在人们的关注范围，这也是战时的特殊性。
　　经过延安文艺运动的洗礼，当时的大多数作家们已完全抛弃了个人主义的文学观，这种抛弃个人主义、克服旧我的过程中不是没有经历过思想情感上的痛苦， 但是他们真诚地相信为了真理自己理应如此。所以，获得新我后的幸福远远大于克服旧我的痛苦的，这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精神蜕变过程。陈学昭在回忆当年的整风运动时，内心总是充满了怀念与感激之情：“参加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间的整风学习，对我是一次大改造，我将永远感激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所给予我的教育。”陈学昭用最热情的诗歌表达自己的心声：党的教育/ 集体的教育/ 提高了我们大家对当前任务的认识/ 洗刷又洗刷着不正确的思想， 意识。/她坚信边区是我们的家/ 我们的生命属于它/ 我们要拿头颅热血来保卫它! 此时无论在思想上还是行动上，不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行动上，陈学昭已确实由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女性转变成为了一个完全无产阶级化了的革命战士。
　　参考文献：
　　[1]丁茂远.陈学昭研究专集[M].浙江：浙江文艺出版社，1983.
　　[2]陈学昭.天涯归客[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
　　[3]陈学昭.海天寸心[M].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
　　[4]陈学昭.边区是我们的家[N].解放日报，1943-08-03
　　[5]夏江宁.试论陈学昭赴延安前后创作风格的变化[J].嘉兴学院学报，2006，（4）.
　　[6]周锦涛.抗战时期延安女性知识分子及其革命化——以陈学昭为例[J].学术论坛，2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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