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妇》是作者叙述文本的另一个典型代表。冯沅君在《贞妇》中饱含感情地描述了一个在虚伪的封建礼教传统下，沦为封建婚姻制度和道德伦理的殉葬品而的生命悲剧，真挚地讲述了一个农村妇女何姑娘受尽以婆婆为代表封建家长的残酷欺压，无辜被休受尽凌辱，但却恪守妇德，从一而终的故事。作品不厌其烦地描述了何姑娘拖着重病之躯前往夫家为苛刻虐待她的婆婆吊丧的情节，不由自主地赞叹她的痴情，塑造了一个从思想、人格到肉体完全依附于男人，为男人而活的尽善尽美的完全符合封建道德要求和男性标准的贞妇形象。一个揭示封建婚姻伦理吃人本质的故事与对女性痴情的赞叹杂糅在一起，尽管她的痴情是“愚贞愚节”的变态情感，但在那样封闭的社会风俗中，一个农村女性也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自己的尊严与价值。在那个盛大的吊孝场面中，受尽命运蹂躏近于垂死边缘的何姑娘成了全场的中心，令所有在场者肃然起敬，用自己的“痴情”换来自己死后的“归宿”。这种反封建的叙述话语潜伏在女性话语的叙事策略下，对贞妇满怀同情的赞叹与揭示封建社会虚伪腐朽罪恶的生存环境融合在一起，尽可能地寻找女性话语独立存在的可能性。
《春痕》是一部日记体小说，也是一部女性个人化写作策略的尝试，写于1927年，1929年由陆侃如整理出版，他在《春痕》的出版后记里说：“《春痕》作者告诉我：《春痕》是五十封假定为一个女子寄给他情人的信，从爱苗初长到摄影定情，历时约五月。”⑤在这部作品中，冯沅君记叙了一个完全属于个人隐私，即她和陆侃如的爱情故事，是冯沅君唯一一部不涉及主流叙事话语和男性叙事话语的作品，充满了自省和对自我认知的思索，在这部作品中冯沅君以个人化写作的策略，突现了“个人”的意义，使女性终于摆脱了在“人”和“女人”这种类与群的思维束缚，完成了作为个体而存在思维的探索过程。爱情是“个体”实践的结果，只有完全独立的个体才能真正体会爱情的甘美，爱情不再像在以前作品中所描述得在同情和男性的追求中盲目产生，而是在双方思想观点、兴趣爱好一致的情况下产生的相互关心、相互尊重、相互吸引和相互依恋的美好情感，在双方的交流和关怀中出现爱情的萌芽，确认了双方“唯有将情寄在事情内共同工作，方有趣味”，逐渐由朋友关系发展到爱情关系，“爱情的给予不宜太随便了”，对爱情应该慎重考虑，“感情的发展也有一定的程序和步骤”，⑥把对恋爱的热情，转移到日常生活的种种和对自然的关怀中，在深刻的自省和自我认知中完成了对爱情的哲理思考，最后情定终身，是一部难得的恋爱心理小说。此时，作家笔下的爱情不再仅仅只停留于叛逆女儿们走出家门，摆脱家庭的羁绊，满怀热情地走向社会，在实现自我成长自我独立的道路上去追求爱情理想的阶段，而是进一步深入到真实的爱情体验，在爱情的实践中形成了具有女性主体意识的经验主体与思维主体，在认知领域中完成了个体意识和主体认知意识的艰难觉醒过程。可以说是对自己以往爱情认知的一个总结和修正，真正以主体的身份去面对爱情，具有很强的示范意义。
　　但由于《春痕》远离了社会主流语境，同时又超出了当时社会文化接受能力太多，因此受到了严厉的指责和批评，从出版之日起，就被文学评论界视为“病态”、“颓废”、“爱情至上”或“极端个人主义”的作品遭到严厉的批评和排斥。钱杏 《关于沅君创作的考察》（1929年）、毅真《几位当代中国女小说家》（1930年）、沈从文《论中国现代创作小说》（1931年《文艺月刊》2卷），这三篇评论几乎口径一致地批评了《春痕》中女主人公，与社会脱离的倾向。钱杏 以此把冯沅君的创作定性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创作立场，并把冯沅君称为“一以贯之的恋爱小说作家”⑦进行否定，这完全是一种批评错位。如果站在文化角度解读，《春痕》无疑也是一部反映知识分子在“五四”落潮之后，面对剧烈的社会变革和文学处于启蒙与革命转型之际所带来的巨大困境体现出的关怀自然、远离社会、渴望归隐的困惑沉郁和自我选择。
　　一篇好的日记是作者在不确定中对自己身份、性格和内心活动的探索和揭露。冯沅君在对自己的认知叙述中，其性格特点：敏感易伤，多忧多愁；浪漫颓废，悲喜无恒；“瑗的性情是这样的：一方面企慕闲静清淡的生活，一方面要尽点做人的义务——直接或间接对社会有些小的贡献”⑧。文本中那种言及身世难以言表的漂泊感、孤独感，以及面对前途茫茫的烦闷情绪固然可以归咎当时女性参与社会生活的恶劣条件和从家庭到社会不相适应的心理素质，但是对社会的无奈和对世人的悲悯才是她们产生孤独烦闷的主要原因：“世间人都是‘可怜虫’，在不可抗御的大势力之下辗转挣扎”⑨，而此时的作家“屈服于社会大势力之下，而不能反抗，不敢痛哭，生命之流渐渐干了”，在“多病多愁”的情况下关心的是诗词文学、自然界美好的事物及自己身边亲人朋友的生活等，缺少了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思考和干预社会现实的热情，觉醒的个体流露出了一种直面现实人生后而产生了抽身主流的隐逸思想倾向，希望在古今奇文，行云流水之中建立起一个新的文化空间。因此冯沅君并非一般所认为的“爱情至上主义者”,更非是具恶意攻击性质的“恋爱小说家”之谓，她笔下的爱情具有更深广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等含义。
　　冯沅君以鲜明的女性意识，在启蒙话语与男性话语的断裂处，寻找女性话语的空间，通过爱情追寻女性的真实存在，追求自我主体的存在方式，努力摆脱自身经验由男性言说、自身特征由男性界定的困境和焦虑，表现了女性在认知领域的执著、勇敢与理性，并形成了独特的女性叙事策略。她的创作过程在一定程度也真实体现了具有女性主体觉醒意识的作家努力冲破男性话语叙述束缚、确认自我主体性的所经历的艰苦历程。
　　
　　① 参考冯友兰：《沅君幼年轶事》，《文史哲》1980年第2期。
　　②⑥⑧⑨ 《冯沅君创作译文集》，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第132页，第147页，第115页。
　　③ 参考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学理论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④ 热奈特：《叙述话语与新叙述话语》，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页。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