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五四时代的启蒙话题，我们不得不提到个人主义、个性主义的高扬。而“有关对五四个人主义最具影响的陈述（声明），无疑是胡适于1918年发表在《新青年》的一篇有关易卜生的文章”[1]。尤其是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女主角娜拉成为五四青年心中践行“个人主义”的典范，他们纷纷将娜拉式的出走作为寻求个人解放的路径之一，正如李欧梵指出的，对于当时的“五四”青年来说，“‘离家出走’便因此成为走向解放的第一步，也同时成为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信条及行为上的模式”[2]。鲁迅的《伤逝》和萧红的《广告副手》所叙写的正是当时那些“离家出走”、寻求个人解放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故事。走出家庭的青年男女因为爱情、因为志同道合而生活在一起，却遭遇了种种困境，尤其是女性，比男性面临着更多“走后”的困境，表现出极为悲惨的命运。面对出走的“娜拉”，鲁迅与萧红在不同的性别写作立场下表现了不同层面的内容和思考，形成了一个相互指涉、极富启示性和探讨性的空间，深化了我们对中国现代社会中女性解放神话和女性现代身份的思考。
　　一、不同性别的写作立场、叙述视角造成的文本中女性主体存在的差异
　　鲁迅作为男性，在写作《伤逝》时很自然地采用了“涓生手记”的男性内视角，以涓生的内心独白来结构整个故事。在这种男性叙述话语的操控下（无论是作者的无意使然还是有意为之），女主人公子君仅作为男性眼中的一个被观察、被引导、被评判的“他者”而存在。她并不具备自我言说的能力，未与涓生同居前，她作为一个受启蒙者而存在，是男性启蒙者涓生的一个“微笑着点头”的听众，唯一的一次自我言说即是在男性的启蒙和爱情诱使下说出的那句决定同居的话“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这句“娜拉”式的宣言在当时曾让涓生觉得欣喜和钦佩，同居后子君的表现却让涓生感觉这宣言“到底也还是一个虚空”。子君在后来甚至近似成为了一个没有思想、全无感知的迟钝生命体：“加以每天的‘川流不息’的吃饭；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她似乎将先前所知道的全都忘掉了，……即使在坐中给看一点怒色，她总是不改变，仍然毫无感触似的大嚼起来”，并且没有独立意识的、“只知道缒着一个人的衣角”而生存。除去子君自身性格的原因，这种叙述无疑存在着对女性话语的遮蔽和主体性的忽略。即使仅有的几处有关子君心里活动的指涉，也仅仅是男性讲述者“涓生”（或者可以说是涓生背后的隐含讲述者鲁迅）的易性想象，仍存在对女性心理和感觉的遮蔽或误读问题，无论这是作者的有意之举还是无心为之。
　　如果说鲁迅写于1925年的爱情小说《伤逝》，是他经过深思细察后对自己日后与许广平女士共同生活的一种准备性想象，即将共同生活后可能会遇到的问题做了预先的设想或演习，具有很大程度的真实性和深刻性，那么萧红这篇以自己生活为蓝本的小说《广告副手》亦具有不容质疑的真实性。尤其，萧红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在这篇小说中对女性的心理和困境的描述，值得我们注意和考察。萧红21岁即与家庭脱离关系，只身流浪哈尔滨，在走投无路下与汪恩甲同居，半年后怀有身孕的她又遭抛弃，萧军将萧红从旅馆救出后两人同居。因为没有固定收入，两人仅靠萧军当家庭教师和借债维持困窘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萧红企图独立谋生，减轻萧军的经济压力，她到电影院去帮助金剑啸画广告，只干了一晚上就被辞退”[3]。《广告副手》即是以她那时画广告的经历为蓝本创作出的小说。这篇小说采用的是第三人称的全知全能视角，无论是对女主人公芹还是男主人公蓓力，都有较多的举止和心理的描写。而萧红作为女性作家，若说对蓓力的心理刻画仍是易性想象的话，对芹的心理和处境的表述则有着萧红自我的真切体验。为了补贴家用，芹忍着病痛去电影院画广告牌，然而却遭受了恋人的不解、误会和非难。在这篇小说中，芹是不再是一个男性眼中丧失自我言说能力的“被存在”的“他者”，而是一个具备自我言说能力的、有血有肉、有想法有担当、感情细腻且坚强的女性主体形象。无论她对困顿生活的体察和打算，还是在遭遇世俗非议时的敏感和坚强，还有她对恋人的体谅与包容，都凸显出一个在困境中依然坚韧挣扎的女性形象。
　　二、两篇小说的互相指涉造成的“娜拉走后怎样”问题的深化
　　如果说《伤逝》中子君的悲剧命运仍有她自己性格缺陷的原因，文本中仍包含着作者对子君软弱、妥协、无主体意识和生存意识的批判的话，《广告副手》中的芹则是一个弥补了子君性格缺陷、坚强起来的女性形象，但她仍是没有摆脱悲剧的命运。这两篇小说中塑造的女性形象及其命运形成的相互指涉空间进一步深化了“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使我们重新考虑现代女性解放神话实现的可能性，得以观照文化和时代背景下现代女性的尴尬处境与身份。
　　无论是软弱的“娜拉”还是坚强的“娜拉”，她们在“走后”都遭遇了物质生活和感情生活中的双重困境。而这种个人的经验和命运中无疑“包含了对整个集体本身的经验的艰难讲述”[4]，即是对启蒙时代寻求解放的现代女性集体经验的讲述。子君与芹的遭遇和命运表现出了启蒙理性加男权社会文化对女性的现代身份的双重要求和诘难。生活在男权社会文化中的中国传统女性是囿于家庭中的，承担的主要是料理家务、相夫教子的责任，且奉“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谕，行“三从四德”之纲，她们是以自我的无意识、被动、依附为常甚至为荣的。步入现代社会后，在启蒙理性、女性解放的浪潮中，女性的传统身份遭遇了解构和剥离。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即可完全抛开她的传统身份，而大踏步、一身轻松地步入现代社会。仍旧以男权文化为主导的社会要的不过是在女性的传统身份上再附着一层现代身份要求。这种启蒙加男权的“二合一”式要求，强加给出走的“娜拉”们一种顾此失彼、左右为难的尴尬“现代”身份。与涓生同居后的子君耽于“做饭的功业”的传统身份中，“管了家务便连谈天的工夫也没有，何况读书和散步”，并且“只知道缒着一个人的衣角”而不能勇敢地走出去自己谋生存，囿于“传统身份”的子君最后遭到了涓生的抛弃并走向死亡。而弥补了子君的缺陷，能担当“现代身份”、勇敢走到社会上谋生存的芹的命运又如何呢？芹抱病去画广告牌赚钱，不但遭到了影院经理及其姨太太的非议和鄙薄，而且招致了恋人蓓力“一看着职业什么全忘了”的抱怨和“除开职业之外，还有别的力量躲在背后”的猜疑，最后准备买柈子取暖的钱被恋人借酒消愁时花掉，同时芹又遭到了影院经理的解雇，生活依旧没有出路。也就是说即使子君坚强起来、思想进步起来，将涓生所以为的她的缺点统统改掉，她仍是没有出路的，仍只能面对惨淡的境遇和命运。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步入现代的社会并未能为出走的“娜拉”们提供可以正当、体面的可以谋生的出路，正如鲁迅所言她们只能“不是堕落，便是回来” ，要么如子君走向死亡。无论女性到社会上工作所招致的外人的非议，还是家庭内部丈夫的诘难，根源即在男性中心、男权当道的社会文化对女性传统身份的固守认同和对女性本身的歧视。在启蒙理性的时代背景下，开始进入“现代身份”的现代女性仍必须承担传统女性角色。总之，现代启蒙与男权文化赋予了寻求解放的现代女性一个尴尬的“现代身份”，传统角色和现代角色的双重扮演要求使她们陷入两难境地中，同时承受着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双重困境的悲剧命运。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