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虽不是讨论哲学和宣传宗教的工具,但是它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容易达到深广的境界,诗好比一株花,哲学和宗教好比土壤,土壤不肥沃,根就不能深,花就不能茂。”
朱光潜先生此处虽然是论诗,然而其情其理,完全可以推及整个西方文学与哲学宗教的关系。尤其是基督教和圣经,不仅在艺术上给予西方文学丰富的土壤养分,在精神上更是成为整个西方文学的阳光和空气。对西方文学有着深远影响的还有一位天才的作家——莎士比亚。那么《圣经》对莎士比亚的作品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呢?
以他最著名的悲剧作品《哈姆雷特》为例,我们从中可以发现《圣经》的深刻影响。
一、意象和隐喻的引用
《哈姆雷特》中很多意象和隐喻是可以从《圣经》中找到原型的。这些引用或是推动了故事的发展,或是暗示了人物的结局,其重要性自然不言而喻
1.日月星辰的异兆。霍拉旭跟勃那多谈论伟人之死的预兆时说:“星辰拖着火尾,露水带血,太阳变色,支配潮汐的月亮被吞蚀得像一个没有起色的病人;这一类预报重大变故的征兆,在我们国内的天上地下也已经屡次出现了。” 这种意象在《圣经》中也频频出现:《以塞亚书》13·10“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便黑暗,月亮也不放光。” 《马太福音》24·29:“那些日子的灾难已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路加福音》21·25-26:“日月形成都要显出异兆,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
2.该隐的颚骨。哈姆雷特对霍拉旭说:“好像他是第一个杀人凶手该隐的颚骨似的!”这就引用了《创世纪》中该隐用驴颚骨杀了他的兄弟亚伯的典故。
3.最后审判的喇叭。教士甲对雷欧提斯说:“按例就该把他安葬在圣地以外,直到最后审判的喇叭召她起来。” “最后审判的喇叭”源于《圣经》中叙述的末日景观,《帖撒罗尼迦前书》4·16:“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或是《哥林多后书》5·10:“因为我们重任,必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显露出来,叫各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到应得的报应。”
二、人物个性和主题体现
哈姆雷特究竟是一个反抗罪恶的人文主义悲剧英雄?还是受封建思想禁锢的行动懦夫?这一问题有很多种不同的答案。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哈姆雷特对人生的思考,对人性的探索和作出的决定无一不受到宗教的启发和影响。
哈姆雷特的终极思考——“生存还是死亡”,结合故事的发展来看,显示出他既厌世又选择痛苦的生存,这也许并不能说明他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因为人文主义者对人生的态度更积极进取,对生活和生命充满理想和信心,不会在困境中彷徨犹豫堕落沉沦。哈姆雷特更像是受到了基督教教义的约。因为笃信基督教的信徒基于人的原罪会慑于上帝禁止自杀的戒律,祈求通过与生俱来的原始罪孽,通过赎罪获得灵魂的救赎。如果生前原始的罪孽没有被净化,灵魂会在地狱中受到惩罚。《启示录》20·10:“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他们必昼夜受痛苦。”与此类似,国王的鬼魂就曾提到他“必须再回到硫磺的烈火里去受煎熬的痛苦。”哈姆雷特也许正是因为惧怕不可知的死后受到痛苦的惩罚,才不得不“忍受人世苦难的折磨”。
关于哈姆雷特另一个难解之谜就是他在复仇的过程中的延宕。我们同样可以从宗教和《圣经》中找到一部分答案。
哈姆雷特并没有抓住克劳迪斯独自起到的机会实施复仇,这固然是情节铺展的需要,却也有宗教思想的作用,因为“现在他正在洗涤他的灵魂,要是我在这个时候结果了他的生命,那么天国的路是为他开放着,这样还算是复仇吗?不!收起来,我的剑,等候一个更残酷的机会吧……”
另一方面,中世纪教会根据《圣经》所树立的宗教伦理道德标准中有“七德”(谨慎,节制,坚强,正直,信仰,希望和仁爱)和“七恶”(骄傲,妒忌,愤怒,懒惰,贪婪,暴食和好色)。谨慎和节制是哈姆雷特延宕的重要因素,而这又同另一美德“公正”相关联, 他在采取重大行动之前,必须首先通过自己的“良心”, 良心则以公正为前提。按照神学教义,只有贞洁无罪的信徒, 死后方可升天,而犯有这样那样罪孽的人死后将入地狱。为此哈姆雷特只能在犹豫和痛苦中逐渐沉沦,最终成为悲剧。
三、结语
数百年来,读者和学者一直在思考和探究莎士比亚究竟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还是一个非人文主义者。毋庸置疑的是,在莎士比亚所处的文艺复兴时代,《圣经》对莎士比亚创作的影响渗透到了方方面面。《哈姆雷特》作为一部莎翁不朽的著作,其神秘和璀璨也正是由于他将宗教思想、《圣经》典故和时代的思想潮流巧妙地融会贯通,呈现出矛盾的统一,完美呈现出这部作品意蕴隽永、思想深邃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莎士比亚,朱生豪译.莎士比亚全集[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2]朱光潜.诗论·中西诗在情趣上的比较[M].北京:三联书店,1998.
(作者简介:黄 蔚(1976.11-),女,浙江舟山人,硕士,讲师,华东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