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作家的“身体写作”最早由法国的埃莱娜·西苏提出，其《美杜莎的笑声》被公认为女性“身体写作”的宣言书。她在《美》一文中指出“妇女必须通过她们的身体来写作，她们必须创造无法攻破的语言，这语言将摧毁隔阂、等级、花言巧语和清规戒律”。[1]很显然，这一倡导的初衷在于呼唤女性起而写作，从菲勒斯中心主义自我解脱出来，用女性自己的表达争夺男性长久操控的话语权，颠覆被压迫及扭曲的女性形象，还原女性真实的自我。
　　在这种启发下，中国的女作家们也开始找到了抒发自我、张扬个性的舞台。上世纪80年代中期，可以说王安忆的“三恋”及《岗上的世纪》开了中国当代女作家“身体写作”的先河。及至90年代中，林白《一个人的战争》、陈染《私人生活》的横空出世，最大程度抒发了女性内心的情感欲望，详尽叙述了女性成长的心路历程，及对自身躯体的无限赞美和迷恋，把身体彰显为女性最令人瞩目的标志。这种极其私密的“身体叙事” 彻底反叛了男权话语系统一以贯之的“宏大叙事”模式，使得各界原本就已蓄势待发的批判之声响亮爆发。新世纪卫慧的《上海宝贝》，棉棉的《糖》，以及其后的赵凝等人，更是发出“身体解放”的呐喊，不再固步自封，突破了林白、陈染等人“顾影自怜”般的仅停留在对自身躯体的迷恋状态，而上升到实质的两性关系，并在两性的情欲冲突中尽情抒发个人欲望和表达身体经验。这时的学术界、理论界也不仅是喧哗与骚动，而是带有愤怒的谴责、批判，因为这已经触犯了男权所能容忍的最后道德底线，终致评论界气急败坏地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女作家的“身体写作”实际“掉进了男性社会的欲望陷阱”，“满足了男性的窥淫癖”。以藉消减“身体写作”的蓬勃气焰。文化界、政界甚至动用了禁止、封杀的权利，卫慧的《上海宝贝》被禁就是很好的一例。看似自由的话语系统，实际仍在男权掌控中，一切评判标准仍是站在男权的立场，以男性的视角辨别黑白对错。
　　在女作家“身体写作”尚未完成任重道远的使命，仍在谩骂声中龃龉前行之时，又一不小心被大众媒体和商业利用，混淆进恶俗的“色情写作”，一起遭受猛烈抨击。就像标榜自己是“女性主义”者的木子美，也称其完全只以暴露隐私为卖点的商业炒作行为是“身体写作”，严重干扰了文化界的正常思维，以致人们对这一概念大加讨伐，使原本意义上的“身体写作”面目全非。
　　由此看来，“身体写作”引起巨大争议的原因十分清晰了然。“身体写作”毕竟发生在男权中心的语境下，严重触犯父权社会对女性规定的“传统道德的清规戒律”是不言而喻的，这为男权的坚决维护者所不容；其次，“身体写作”由于本身话题的敏感性以致太容易滑入商业及大众传媒的圈套，令人混淆不清是非美丑，无法做出正确评判。
　　为了较为公正地看待女作家的“身体写作”，首先很有必要将其与污秽的纯色欲描写区别开来。尤为关键的一点，“身体写作”必然是富有诗意的，具有相当的审美高度的，而且蕴含着这么几个文化内涵：一、将女性曾经被长期严酷压抑、禁锢、异化的躯体形象还原为一种刺目的然而又是极其本真的审美存在；二、通过女性躯体的孕育之美和丰富博大的生命内涵解构男权社会普遍而深刻的性别偏见,从而突显女性躯体的圣洁以及母性的伟大和生命的庄严；三、是对传统两性性爱关系和性别秩序的反叛和颠覆,对女性性爱权利的无畏追求和对性享乐的诗意赞美。[2]这是“身体写作”区别色情描写的本质所在。以此作为依据，我们不难将木子美之流的“伪身体写作”剔除在外。木子美之流不过是大众传媒兴风作浪的手段，应归之为低俗“真空”人体封面杂志、“脱衣舞女”一类大众文化品质下滑的产物，而绝不应与女作家的“身体写作”相提并论、等同视之。
　　在作出区分以后，回到女作家真正意义上的“身体写作”，我们不难发现其实她们也有着自身的困境，这就是情与欲、与人伦道德的冲突。纵观女作家写身体、写情欲、写性的“身体写作”作品，除却男性缺席的一类，如自恋式地对自身躯体的彰显；还有“无情之欲”与“有情之欲”两种。何谓“无情之欲”？就是作品中的女主角并非基于爱情而与男性发生性关系，仅是为了满足自身的欲望；比如盛可以《北妹》中的钱小红；比如李昂《迷园》中的朱影红，。所谓的“有情之欲”则是指性爱发生在深爱的两人之间，但往往这深爱的两人却非正常的恋人或夫妻关系，多为一种婚外之恋，比如王安忆《荒山之恋》中的男女主人公；比如张抗抗《情爱画廊》中的有夫之妇水虹。不论是“无情之欲”还是“有情之欲”，女作家展现的都是通常女性所挞伐的男性的恶行，这种有违人伦道德的、不应张扬的事情却在“身体写作”中用诗性、赞美的笔调呈现了出来。如果说女权主义者们是为了对抗男权，那么两性的冲突必然加剧，这将不利于两性和谐关系的建构；如果说这就是女性争夺话语权的手段，那么难免遭受质疑：女性真实自我的还原是否就得通过非正常的两性关系来实现？女性真实的欲望是否仅能在人伦之外得以满足？因此，女作家的“身体写作”还是陷入了自身的泥沼和困境。
　　从一开始，女作家的“身体写作”走的就是一条艰难崎岖的“反叛道路”。在男权社会猝不及防下粉墨登场，又在众声喧哗的龃龉中大胆前行，在被混淆了“伪身体写作”的情况下牵连受责，又不慎把自身陷入困境。但不管怎样，“身体写作”倡导的女性自我解放、争夺话语权的初衷不会改变，在这一任重道远的使命未完成之前，不管外界的反映如何，女作家们也应在作出深刻反思、考量之后继续前行。
　　
　　参考文献：
　　[1]埃莱娜·西苏.美杜莎的笑声[A].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2]金文野.中国当代女性主义文学的审美特征[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