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永昌之“僰”
　　
　　白族何时聚居永昌，史籍无载。虽新石器时期属氏羌文化的大理江川白羊村型文化遗址遍布保山五县区（旧石器时期至今仍未发现氏羌遗迹），但当时还未分化出今天具体的族属。西汉时，据东晋常琚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孝武时，通博南山，渡兰沧水，濝溪置巂唐（今漕涧）、不韦（今隆阳区金鸡村）二县，徙南越相吕嘉子孙宗族实之，因名不韦，以彰其先人恶”。班固《汉书•西南夷列传》说：“天子（孝武帝）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等人余辈间出西南夷••••••。四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大将军凤于是荐金城司马陈立为牂牁太守。立者，临邛人，前为连然长、不韦令，蛮夷畏之”[6]p243—253。始知永昌始设郡县，并派有太守、县令等官员族人进入统治，同时募有豪民大族到永昌屯垦“入谷于外县，受錢于内府”，以巩固朝廷的统治。“汉族移民的活动，主要是在通往内地的交通道路沿线的平坝区，接触的土著民族是西南夷中政治、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最高的僰族”；“汉晋时期先后进入西南夷中的汉族人口，后来都逐步融合入僰族之中”[3]p23-24。可知当时已有僰人（白族先民）定居于此。
　东汉初年，哀牢王柳貌归汉，在此又设了博南（今永平）、“哀牢”（今保山城太和坊之东）二县，移入部分官族、军队、民众屯垦戌守。这些汉族逐渐“僰族化”，“因为当时云南的土著，只有僰族的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原始的氏族部落界线已经破坏，容许汉族人口迁入与之共居，并与僰族的奴隶主大族发展成南中大姓”（同上注）。这些大姓“恩信著于南土”，“为夷汉所服”。永昌的吕凯大族“凯恩威内著，为郡中所信，故能全其节”。“吕氏世官领郡，于今三世矣。大姓陈、赵、谢、杨氏”[6]p254。明万历《云南通志•永昌府》说：“诸葛营，在府城南十里，诸葛孔明南征屯兵之所。孔明既凯旋，汉人有遗于此者，聚庐世居，至今犹称为旧汉人。曹遇诗：‘孟获生擒雍闿平，永昌南下一屯营。僰人也解前朝事，立向斜阳说孔明’”。“直到明朝时期，仍然存在的诸葛营的‘旧汉人’，实际是僰人”[3]p31。即进入永昌府的汉族人口，明以前已融合变成“僰人”。据《永昌府志•戎事》载：“唐武后延载元年，永昌蛮酋董期率部落二万户(《资治通鉴》作‘20余万户’)内附”[7]p122；《永昌府文征》卷四载：“杨兴，永昌郡人。蒙氏时为布燮，天宝八年，率所部入附，玺书褒美，旌其门，子孙进为永昌酋长，历段氏、高氏”[8]p3136---3142。“董”、“杨”为白人大姓，而且唐初只有白人有姓氏，即董期、杨兴两氏应为“僰人”（白族），而且其内附的部落有2万——20万户之多，可见，唐初永昌已有“僰人”聚居。
　　
　　三、白族的聚居
　　
　　唐代，永腾属南诏重镇。“自澜沧江以西，越赕、朴子，其种并是望苴子。倘尚勇力，土又多马。开元以前，闭绝与六诏不通。盛罗皮始置柘俞城，阁罗凤以后，渐就柔服。通计南诏兵数三万，而永昌居其一”[9]p88。南诏第六代孙盛罗皮所置的柘俞城，即今天的保山城（疑哀牢废县旧址一带，南诏建城喜依山临水）。“柘俞”，为僰文“拓西”之意，即“明德圣君将开辟西边险阻无人的关隘之地”的意思，与40多年后，其孙凤迦异在善阐府（今昆明市平定乡）所建的柘东城“意义相承。既已置城，必派有官族军队镇守。尤中先生说 ：南诏王朝“其王虽然是蒙舍的‘乌蛮’，但大臣如清平官、大军将、六曹长等等，几乎全部是‘白蛮’杨、赵、董、段等姓中的贵族分子充当。‘白蛮’在南诏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实际上起着主导作用”[3]p93。这些军政首脑、官员部族应该是白族。这以明正德《云南志•名宦传》所载的保山城南的张罗疋碑为证；“张罗疋，南诏清平官，永昌郡都督，以破蛮功升大监军，故有碑在城南，称其义勇有度量”[10]p183。“大监军”已属朝臣却筑墓于永昌，可见族人已定居永昌。又据樊绰《云南志》载：天宝七年（公元748年），“(爨)崇道（南宁都督爨归王兄之子，两爨大鬼主）俄亦被杀，诸爨由是离弱。及归义卒，子阁罗凤立，守偶（被崇道所害死的归王之子）并妻（阁罗凤之妹）归河赕，从此与皇化隔绝。阿姹（守偶之母，归王之妻）自为乌蛮部落主，从京朝参，大蒙恩赏。阁罗凤遣昆川城使杨牟利（白族）以兵胁西爨徙二十余万户于永昌城。乌蛮以语言不通，多散林谷，故得不徙。是后自曲、靖州（今昭通地区）、石城（今曲靖市）、外麻川、昆川（今昆明市）南至龙和（今禄丰）以来，荡然兵荒矣。日用子孙今并在永昌城界内”。“西爨，白蛮也••••••。当天宝中（公元742——756年），东北自曲、靖州（今昭通市），西南至宣城（今元江），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昆川、曲轭（今马龙）、晋宁、喻献（今澄江、江川、玉溪、通海）、安宁至龙和城，谓之西爨”[9]p47-48。从今昭通、曲靖和整个昆明市至江川、玉溪、通海大片地区20万户的白族，迁到永昌城内（疑为永昌城辖区），这是一个规模巨大的民族大迁徙。因而“乌蛮以言语不通”，“故得不徙”，可见永昌城界内（辖区）早已为白族聚居区，与这20万户白族是语言相通的。
　　至于腾冲白族的迁入，《元史•地理志》说：“腾冲府，在永昌之西，即越赕地。••••••蒙氏九世孙异牟寻取越赕，逐诸蛮，有其地，为 化府，其后白蛮徙居之改腾冲府。元宪宗三年，府酋高救内附”。尤中先生注释说：“如此，则南诏以前腾冲无‘白蛮’。至南诏重新统一越赕之后，设 化府、腾冲府，迁一部分‘白蛮’驻守于府城之内，‘白蛮’的分布区便从过去的永昌（今保山）向西延伸到腾冲。元宪宗三年内附的‘府酋高救’的民族成分便是‘白蛮’”[3]p94。南诏以前，至今确实仍无实证和史籍证明有白族聚居，但阁罗凤刊木通道“西开寻传”以后，不仅在今隆阳区置永昌节度（永昌府），而且也在今盈江旧城设押西（白语义为“镇西”）城，在今密支那（金宝城）西南的蛮莫置摩零都督城，设丽水节度。押西城与摩零都督城双管伊洛瓦底江上淘金兴起的诸城。即樊绰所说的“南诏特于摩零山上筑城，置腹心，理寻传（即丽水城）、长傍（今拖角）、摩零（蛮莫）、金（金宝城）、弥（弥城在今盏西）城等五道事云”[9]p24。只是因为押西城、摩零都督城等气候炎热，烟瘴甚毒，“河赕人（今大理）至彼，中瘴者十有八九，阁罗凤尝使领军将于大赕中筑城，管制野蛮，不逾周岁，死者过半，逐罢去不复往来”（同上注）。而作为中转、控制押西城、摩零城的腾冲，也不可能没有南诏官员和军队驻守。唐代宗时宰相贾耽（736---803）的《皇华四达记》就载：“一路自诸葛亮城（今镇安古城山）西去腾充二百里”[8]p3138。又西至弥城百里。又西过山，二百里至丽水城。乃西渡丽水，龙泉水二百里至安西城••••••”。樊绰《云南志》也载：“从藤充过宝山城（今昔马），又过金宝城（今（密支那）北大赕，周回百余里，悉皆野蛮，无君长”[9]p21,腾冲作为“藤充”、“藤冲”的城名早已存在。“腾冲”、“藤充”，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白汉词典》注为“De`wart:腾冲”音为“藤弯”，为唐前腾冲城（今西山坝西源城址）名，白语义是：“养马狂奔的坝子”。可见异牟寻取越赕以前，腾冲已是重镇，与阁罗凤所建诸城已有联系，交通，不可能没有官员和军队镇守，而南诏的地方官员和军队将领多为白族。这可以腾冲来凤山的杜光庭子 墓为证。杜光庭父子投降南诏后，夷化为白族。杜光庭是阁罗凤的清平官，（应是阁罗凤“西开寻传”时，书《南诏德化碑》的杜光庭），其子分驻腾冲，死为永昌都督张罗疋所葬，清•腾冲知府屠述濂《腾越州志》评：“知腾冲南诏时有清平官也”（11）p51。张罗疋后因破蛮功升任大监军，说明至迟异牟寻取越赕之后，为取代押西城、摩零城管制伊洛瓦底江诸城及淘金诸族的职能，而设“软化府”（应为“ 化府”）之后，腾冲的政治、经济地位上升，使大批量地迁入白族到此屯垦驻守成为可能，因为既“逐诸蛮”，必然留下大批闲置耕地。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