浪漫主义[romanticism]是西方文化的“舶来品”。在浪漫主义的叙事中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主观性”、“复归过去”和“回到自然”。在中国传统文学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的前提下,中国文化传统和作家的写作的情态以“死亡”来惊醒价值判断。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叙事中,浪漫的“复归”是这个时期大多数作家的写作心声和创作理想。
　　一、“主观性抒情”与“个性化色彩”
　　综观20世纪中国现代小说中浪漫主义的表征,首先表现为“主观性抒情”和“个性化色彩”的浪漫叙事理想。“主观性抒情”是浪漫主义者主张表现自己的主观体验,抒发内心情怀,它不在乎外在力量的影响,有较大程度的“私人化”特征。这一特征不仅在西方浪漫主义作家中表现突出,在中国五四作家,如创造社作家郁达夫、郭沫若,创造社“小伙计”作家周全平、叶灵凤、倪贻德,新月社诗人徐志摩、闻一多、朱湘等人的文学文本中都不突出的体现,可以说,现代文学30年是浪漫主义文学真正自觉的时代。在此基础上引起的“个性化色彩”叙事体现了浪漫主义的原初意义:以人为本,张扬人的价值和意义,反对基督教神学,达到人性的最大解放,而其实质是“个人主义”。受其影响,20世纪中国文学中曾出现过不同时期的浪漫主义表征,五四时期创造社、新月社、湖畔诗社的作家和诗人在为人和为文上都带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鲁迅的文学活动中也显示了强烈的个性主义精神。《摩罗诗力说》不仅介绍西方浪漫主义作家作品,还展露了鲁迅的浪漫主义理想,他讴歌的“撒旦派”诗人拜伦、雪莱等人就是浪漫主义者,他的散文诗集《野草》在写作方法上就体现出浪漫主义与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20世纪20年代的浪漫主义作家受到欧洲前浪漫主义者卢梭的“返归自然”思想和斯宾诺莎等人的“泛神论”影响,以自然为宣泄对象,通过对自然的歌颂,表达对神的否定和对自然力、对人性的肯定。回顾中国现代作家的创作,这一特征十分突出,郭沫若、郁达夫以及废名、艾芜等人的作品都具有典型的“个性化”的艺术旨趣。
　　二、“复归过去”与“个体生命体验”
　　在现代文学的创作中,作家创作时既接受外来文学形式和思潮影响,又真实地再现个体生命体验的文学模式,即在“复归过去”的过程中,寻求“个体的生命体验”。这一点,郁达夫小说的创作实践具有典型性:第一,在接受视野上,郁达夫在创作中接学了西方文学、哲学思想,如提倡卢梭的“回归自然”的思想,肯定劳伦斯小说的风格和钦佩屠格涅夫小说对“多余人”的刻画,以及对日本“私小说”表现方法的吸收与借鉴等。第二,在个体生命的表现与书写上,郁达夫大胆地展示自己的留日生活、回国后的生活,其中,对狎妓于青楼的过程、颓废的精神、悲观厌世的情绪都作了真实的外露。这一写作模式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是具有开创性的,这对创造社的作家叶鼎洛、倪贻德等人影响很大,也对非创造社作家王以仁、冯沅君等人有着强烈的榜样作用。可以说,郁达夫的小说创作从身体到精神的模仿,是一种毫无掩饰的、彻底的模仿。从这个意义上看,属于这一模仿类型的小说是写于1927年以前的作品,作品都以20世纪20年代前后中国的社会生活为背景,写出了时代青年、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之情,写出了他们对贫富悬殊的不满和对生命力受压制呐喊,作品中的诸多情节替“死亡”来展示,主人公的死往往具有一种“复归自然”的文学人生理想。而小说中所悬置的“死亡”问题,正是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现世的生存,悲剧死亡的结局恰恰是对现世生存的复归;主体生存意识的幻灭,孤独、空虚、飘零、颓废、变态的也是个体特有的生命体验,在“沉默中灭亡”的悲剧也是“五四”时期许多浪漫青年的社会归宿。作者的创作主题的最终目的由此传达出来,即由个人的死亡推及到时代的死亡。
　　三、“情感的回归”与“自然的叙事格调”
　　浪漫主义将“死亡”定义为理想境界里的“复归”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欲求和回归,更是一种唯美自然的叙事格调;而其叙事规则也表现为一种“回归自然”原则。小说《边城》演绎的是一次唯美之死,展现的是作者清新浪漫的死亡理想,同样是一种诗意境界的“复归”。沈从文作为自觉的叙述者、歌者,一方面使他在跻身都市生活里自觉地以“乡下人”的目光和评判尺度来看待中国的都市文明,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另一方面追求人性的自然张扬以及强健生命力的健康发展。沈从文执著于“人性追求”,强调生命力的张扬,歌颂古老人性的健康淳朴,叹惋现代文明入侵下的人性变异;在宣扬“人性复归”的同时,也将“死亡”作为“人性复归”理想的实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他独特的地域的、民族的文化历史态度,也是他在城乡对峙的整体结构中批判文明在进入中国的初始阶段的丑陋的创作理想。《边城》叙写了一个悲剧,小说中似是而非的“死亡结局”是极具浪漫主义色彩的,恰恰表现了沈从文对“湘西”的未来无法预知的困惑与现实冲击理想的矛盾,表现了创作主体在理想境界里的期许和限度,但作品的叙述并不给人奇崛的震撼或特别的悲郁,在作者诗意和抒情的笔端,生、死、聚、散,一切都是那么自然。在这里道家的“天人合一”以及“回归自然”的思想得到了一种完美体现。而“死亡”在这里被演绎成一种那种简朴、原始、悠远的感觉;现代化社会发展进程的必然使生命的更迭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在渴望人类朴素文明与排斥现代“文明”的冲突中,创作主体营造了“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死亡道德的“乌托邦”,流露出对工业文明污染后的现代社会的失望与“情感的回归”的价值模式。
　　
　　参考文献:
　　[1]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2]张毓茂.二十世纪两岸文学史[M].辽宁大学出版社,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