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才能最为全面的文化巨匠。他的名字犹如一颗璀璨的明星，在中国文学的天空闪耀了近千年。即使在他生活的时代，上自皇帝下至农夫都为之倾倒。历代学人更是为他横溢的才华、刚直不阿的品格、遭遇挫折后旷达超然的人生境界所折服。林语堂先生曾评价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此语揭示了苏轼最为与众不同的特质。那么，是什么成就了他“不可无一难能有二”呢?笔者认为，这一方面和苏轼所取得的文学成就有关，另一方面则和他独特的人格魅力密不可分。本文将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苏轼人格魅力的文化意义进行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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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代的文人是为朝廷而生的，这是儒家忠君、立功、建名思想浸淫的结果。苏轼的父亲苏洵受儒家思想影响颇深。因此，他对苏轼的教育当然是以尊奉儒家道德传统为主，在幼年苏轼的心中播下了儒家思想的种子。
　　苏轼在跟随父亲学习古文时，不仅学到了历史知识和写作技巧，还了解到古今朝政成败的缘由，这对他确立“立德、立身、立言”理想人格的目标和“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崇高理想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此外，苏轼的母亲也颇有文化素养，非常重视对苏轼直道死节之志的培养教育。苏母在给儿子讲《后汉书》中的《范滂传》时“慨然太息。公侍侧，日：‘轼若为滂，夫人亦许之否乎?’太夫人日：‘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范滂是东汉名士，“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后因反对宦官专权被杀。苏母常称赞古人名节激励苏轼：“汝果能死直道，吾无戚焉。”父母亲的言传身教和苏轼本人对儒家典籍的潜心领悟，塑造了他儒家的理想人格和务实精神，从而奠定了他后来政治生涯中的立身基石。
　　苏轼22岁就名震京师，由欧阳修提携步人仕途，他先后向朝廷呈史论二十五篇，都是阐述他的政治主张的。如他向当政者提出“立法贵严，责人贵宽”、“爱民要深，忧民要切”要“广思”、“慎行”等，忧国忧民之情溢于言表，因此被仁宗皇帝看做是宰相之材，后宋神宗对他也是备加赏识。为了报答皇恩，无论仕途多坎坷艰难，苏轼都没有知难而退。熙宁四年通判杭州时，他写下了：“眼看世事力难任，贪恋君恩退未能。”(《初到杭州寄子由》)贬谪黄州又被重新起用时，神宗发去诏令：“人才实难，不忍终弃。”这让受尽苦难的苏轼感动不已。后来，随着司马光等旧党人物重新被起用，苏轼也被召回朝廷。他在寄子由的诗中说：“白发未成归隐计，青衫倘有济时心。”(《次韵子由送千之侄》)回朝后，他除了政务，又被任为幼帝之师。最高统治者的厚爱与信任，让苏轼受宠若惊，不敢有丝毫懈怠。苏轼与其弟子由早年就曾约定，功成身退“夜雨对床”。但是在坎坷而漫长的仕途中，这个愿望始终没能实现。“早岁归休心共在，他年相见话偏长。只因未报君恩重，清梦时时到玉堂。”(《和章七出守湖州二首》)。反映出苏轼忘身险恶的政治旋涡而没有隐退的原因之一，就是对帝王的这种报恩心理。这种人格基础，暗合了后代无数文人“兼济天下”的情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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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封建时代的士大夫都将忠君、忧道、立功、建名作为自己人生的奋斗目标。苏轼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淫，早年就“奋厉有当世志”。步人仕途后，把对朝廷的忠心，对民生疾苦的关心放在首位。一方面，他忠于职守，勤勤勉勉。如他知徐州时，为保一方平安，亲率军民抗洪筑堤；到定州后，又力惩贪官污吏，整肃地方风气；贬谪到海南后，依然帮助百姓修路挖井，并为传播中原文化、培育地方才俊而呕心沥血。每到一地，他都把百姓疾苦放在心里，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帮助百姓做事。与百姓结下了深厚友谊。所以由他知密州时“平生五千卷，一字不救饥”(《和孔郎中荆林马上见寄》)的诗句，即可见出其儒家的高度责任感。另一方面，他又渴望自己能像古代豪杰那样，轰轰烈烈驰马扬刀为朝廷建功立业，留千古英名。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常怀忧国忧民之心，这或许是生存于世的一种动力。贬谪生涯尽管痛苦无奈，但苏轼从不消极无为”。正因为苏轼具备儒家崇高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所以才竭尽所能地去实现自己的人生抱负。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自己人生的价值，也找到了理想人格实现的途径。但始料未及的“乌台诗案”及随后的贬谪犹如狂风骤雨一般，使苏轼的仕途和人生追求遭受到毁灭性的打击。在如此变幻无常的人生遭际面前，苏轼并没有放弃对儒家理想人格的追求而消沉下去，他在《与李公择书》中仍旧表现了坚持真理、执著道义的信念，在《与参寥子书》、《雪堂记》、《纵笔》等许多作品中也可见诸如此类的执著。当然，为了排解忧患，苏轼整合儒家人世哲学和佛老出世精神，表现出他旷达与理性、自适与包容以及坚忍不拔的独立品性。仕途顺畅时，就高扬锐意进取、济世报国的主张。即使在政治上连遭打击，他这种进取精神仍未磨灭。这从他谪居海南期间所写的著名的《儋耳山》就可看出：“突兀隘空虚，他山总不如。君看道旁石，进是补天余。”诗中借赞叹儋耳山和道旁石都有补天之才，却被弃置道旁，或者孤峰独立，高耸云天。暗喻自己被排挤打击，流落天涯，壮志难酬，无法为朝廷立功，但仍坚强不屈，像“道旁石”一样，表现出执著追求的人格精神，不改报效国家的政治抱负。这在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是极具楷模意味的。苏轼一生颠沛流离，怀才不遇。尽管在有些方面表现出了佛老的超脱，但归根结底，苏轼是执著的。
　　苏轼非常重视做人的品德节操，从不口是心非和随人俯仰。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说苏轼“公临事必以正，不能俯仰随俗”。《宋史·本传》也称苏轼“自为举子至人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谠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由于刚直不阿的秉性，不看人行事，不说假话，使得他无论在朝为官还是为人处事一生都吃尽了苦头。王安石变法之初，他稍加附和，富贵自会加身，而他却力陈新法之弊端，最后因讽刺新法的言论差点送了性命。后保守派司马光上台尽除新法，他若能见风使舵，不与司马光顶撞，也不至于丢掉高官厚禄。他总是置自己的利害得失于不顾，以朝廷和百姓的利益为出发点去说话行事。他说自己“余性不慎语言，与人无亲疏，辄输写腑脏，有所不尽，如茹物不下，必吐出乃已”。 苏轼一生屡受贬谪，遭人嫌忌，备受磨难，无不起祸于他这种处世态度和品格，致使他一生几处于忧患与飘荡之中。其实，他对自己的这种状况了如指掌，所以在一些书信及奏议中多有提及：“若变志易守以求进取，固所不敢，若哓晓不已，则忧患愈深。”(《与腾达道书》)他在《乞郡札子》中向朝廷表白：“臣欲依违苟且，雷同众人，则内愧本心，上负明主。若不改其操，知无不言，则怨仇交攻，不死即废。”他明知自己坚持操守，直而不随会遭到嫉恨、打击、迫害，却始终不改初衷，并将这种美德节操看得比生命还重。他曾说：“夫君子之所重者，名节也。故有‘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可杀不可辱’之语，而爵位利禄，盖古者有志之士所谓鸿毛弊履也。”又说：“特以臣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致使台谏，例为怨仇。”其弟苏辙对其性格最为了解，所以在其墓志铭中写道：“其于人，见善称之，如恐不及；见不善斥之，如恐不尽；见义勇于敢为，而不顾其害。因此数困于世，然终不以为恨。”苏轼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践行了儒家文化中崇德尚义的信条，把对真理和节操的追求看得比生死还重要。正因为苏轼刚直不阿的人格气质，才使他的人格魅力绽放着永恒的光辉。“只有名花苦幽独”。这是一种勇气，更是一种感人至深的高尚情怀。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