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3月7日,由路易•皮斯霍斯导演的纪录片《海豚湾》获得了第82届奥斯卡最佳纪录长片奖。《海豚湾》用故事化的叙事手法揭露了日本美丽的渔村太地町每年捕杀大量海豚的血腥故事,既给观众一种观看谍战片的满足与刺激,又给了观众一种真实的震撼。
　　从1922年拍摄纪录片《北方的纳努克》起,弗拉哈迪就主张“必须以人类的眼光(而非昆虫的视角)观察事物”[1]。为了展现自己认识中的爱斯基摩人生活,他在这部影片中运用了大量的摆拍,从此有关纪录片真实性的争议就不曾间断。
　　一、故事化讲述与真实记录
　　纵观纪录片的发展史,有人说,应和着西方社会思潮演进,纪录片经历了“虚构——非虚构——再虚构”的创作历程[2],这使很多人对纪录片感到了疑惑。在此之前他们一直认为真实是纪录片的灵魂,而虚构是真实的敌人,故事化的讲述威胁和挑战着纪录片最本源的真实性特征。例如,随着计算机技术的飞速发展,运用PS\AE\3D等计算机软件生成或修改图像变得非常容易。美国探索频道(Discovery Channel)节目中用数字技术制作了逼真的恐龙生活场景,中国运用数字技术为我们展现了宏伟瑰丽的故宫、圆明园等。这些都使得纪录片具有某种程度的虚构性。同时,我们也发现,在现在的故事片创作中,纪录式的讲述也越来越多,在《秋菊打官司》《一个都不能少》《小武》《可可西里》等影片中,跟拍、偷拍、长镜头、非职业演员、同期录音等记录化的讲述已经成为一种风格。而《海豚湾》则用故事化的手段向我们展现了现实生活中的正义之战。正因为这样,使人们对《海豚湾》这部影片的真实性产生了质疑。其实,在纪录片日益式微的今天,《海豚湾》能够在世界上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首先得益于它故事化的讲述方法。这种创作方法正是约翰•格里尔逊所说的“对现实的创造性处理”[3]。这种创造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设置英雄人物
　　007系列影片中,大英雄邦德拥有各种各样的特殊装备,在《海豚湾》中上演的“007”必然不能缺少那些让人眼花缭乱的拍摄仪器,他们甚至使用了军方的无热感摄像设备。在侦查过程中,“侦查员”们奇思妙想,将摄像机安装在飞行器和伪装的“岩石”中。在这里,他们像故事片中的特工们一样,智勇双全,不畏艰难,在这里,不难发现西方个人英雄主义的影子,正如影片中玛格丽特•米德提到“永远不要指望政府和官方机构能解决什么重大问题,所有的社会变迁都来自个人的激情。”所以,在影片中我们看到各有所长的勇士,他们以技术为剑,以勇气为盾,深入危险现场挖掘真相,回肠荡气,令人惊叹。
　　(二)设置悬念
　　在影片的开始,导演说道:“这里就是太地町,一个拥有很大秘密的小城。……我很想说我们已经尽量通过合法的手段讲故事。”设置悬念,勾起人们窥视的欲望,这样的开头,使得观众的情感和精神很快兴奋起来,并吸引观众成了整个影片探寻过程中的忠实伙伴,搭配着昏暗摇晃的镜头,比起纪录片惯用的单调的宣讲口吻更具吸引力和神秘感。其次,本片极少使用纪录片的“招牌菜”——长镜头,以快速剪接的镜头代替,摆脱纪录片拖沓冗长的沉疴,保持观众注意力的集中。
　　(三)张弛有致
　　在影片中,除了紧张刺激的调查过程,还有充满温情的娓娓道来。理查德作为保护海豚的斗士,向大家讲述了他和海豚的相识相知,在这里,理查德根本没有把海豚简单地当做一种普通的海洋动物介绍,而是将海豚拟人化,充满感情的讲述他和人类的朋友海豚的故事。这一张一弛掌握得十分到位,既给了观众情感放松的空间,又加深了观众对编导思想观点的理解,并逐渐达到共鸣。并且,在影片中,我们看到编导并没有一味拿自己的故事说事,他适时补充科学知识,加强了观众对海豚这种动物的理解,并向日本人证明捕杀海豚是一种非常错误的做法。编导的理由有三点:一是海豚非常聪明,对海豚的豢养会使他抑郁甚至自杀,这是非常不人道的;二是海豚肉含有大量有毒元素汞,不宜食用;三是海豚是最聪明的动物,与人和善,是人类的朋友。
　　二、正义与邪恶
　　2004年第5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首次把最高奖——金棕榈奖颁给了一部深刻揭露了布什政府发动伊拉克战争的真实意图,客观、真实地展现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战争是一场错误的战争的纪录片——《华氏9•11》。《华氏9•11》之所以能形成如此巨大的影响力,虽然与当时美国的社会政治文化有直接的关联,然而,透过这些现象,分析这些片子成功的另一个因素就是这些影片的制作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他们对纪录片这一大众传播媒介的深刻把握。
　　纪录片作为一种传播媒介,不可避免地要承担起媒介的某些功能。纪录片制作者对扩大纪录片影响力的诉求从来没有减弱过,更没有放弃过。在这些人的眼里,纪录片担负着在纷繁复杂的社会中维护正义的艰巨责任,纪录片就应该去影响它的观众。责任和影响力成了纪录片的重要品质,至少对人文社会纪录片和新闻政治纪录片来说是这样。阿兰•罗森萨尔在他的《纪录片的良心》导言中说,“纪录片应该被当作是改变社会的一种工具,甚至是一种武器。”[4]
　　这一点在讲究实用的美国纪录片观念上表现得更加清晰。正如《海豚湾》的导演路易•皮斯霍斯一样,因为责任感,他成立了海洋保护协会;因为责任感,他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海豚湾》揭露真相,警示世人。同样,因为责任感,理查德•奥巴瑞放弃驯养海豚带来的优越生活;因为责任感,他投身于艰难的海豚救助事业中,即使同伴被暗杀也绝不放弃。最终,因为责任感,一批有志之士团结在一起历经困苦,耗时两年完成拍摄。在影片90多分钟的背后,凝聚多少汗水与泪水,而恰恰正是这份责任感支撑着他们一路坚持到最后。影片最后,导演脖子上挂着电视机悲壮地站在熙熙攘攘的大街上,电视机屏幕上那翻滚的、猩红的海水正是对日本捕猎海豚的人严正的控诉。在这里,《海豚湾》的制作者们就像鲁迅先生说的,“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这是怎样的哀痛者和幸福者?”[5]
　　三、文化输出与文化冲突
　　在争辩激烈的西方政治电影氛围中,纪录片本身的“真实性”备受质疑。主要原因是纪录片创作中拍摄的各种素材都存在两重性,即影像既是现实生活原状的直接呈现,又必然体现出创作者的主观选择。“事实上,大多数纪录影片都是以描述或故事讲述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而这些形式本身无疑也承载了说服的作用,它必须要求观众接受一个编导者已经默认了的社会或政治的观点。”[6]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