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位男主角所面临的都是制度化暴力，他们采取的都是隐忍之道，隐忍是规避矛盾的权宜之计。从观众接受的角度来看，这种叙事安排至少在两个层面上产生效果。其一，男主角规避矛盾的方式切合观众的社会心理，使他们对主要人物产生身份认同。大多数青少年男性观众在社会权力关系中处于从属性地位，他们面临的生存矛盾往往不能通过个人努力得到解决，规避矛盾成为多数人的生存策略。其二，在电影叙事的封闭结构内，主要矛盾最终是无法规避的，矛盾解决的推迟有利于为电影的高潮聚集张力。在这个过程中，观众深层心理中的性别角色焦虑被电影所营造的典型情境调动起来。当两部影片中的男主角最终以暴力方式解决矛盾时，观众积聚起来的焦虑性情绪在短时间内得到爆发式的宣泄。
　　电影属于再生产周期较短的文化产品。甄子丹自《叶问》之后新片不断，每一部新片要取得成功都必须有所突破。相比前几部电影，《武侠》在主题上有重要的创新。刘金喜所对抗的不是外在的黑暗势力：黑帮既是他的旧我、也是他的父系传承。否定旧我是刘金喜重构男性身份的必要前提。刘金喜的身份建构实质上就是对父权的终极反叛，以新的模式取代旧的支配性男性气质。这在影片的叙事安排上有深刻的表达。由前辈功夫明星王羽扮演的帮主体现了专横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和森严的传统父权。当刘金喜挥舞钢刀砍在他的脖子上时，他使出金钟罩武功，毫发无损。旧的支配性男性气质具有其存在的历史必然性，掌握强大的制度化暴力；而新模式的胜利一半靠人力，一半要靠天意。电影叙事所刻意抒发的悲悯情怀多少传达了现实生活的无奈。刘金喜的身份困境具有极高的现实关联性，在更深层面指涉观众自身所面临的男性身份困境。这也许是影片打动观众的地方，也是甄所谓“把现代性格融入角色”的真正含义。
　　四、结 语
　　甄子丹塑造了由从属性男性气质向支配性男性气质转变的电影形象，这种形象迎合内地青少年男性观众的性别心理需求，有助于缓解他们的性别身份焦虑。这样看来，甄子丹电影似乎发挥了积极的文化功能。关于现代电影的文化功能，特纳认为，电影与原始神话具有类似的结构特征，因此不妨把电影当作现代人的神话。他援引列维-斯特劳斯的观点，指出：“在神话中，现实世界中的矛盾和不公可以得到象征性的解决。神话的作用就是把矛盾……看作是自然存在的一部分……使人们身处其中而不会因挫折和冷酷而感到痛苦。”[7]72甄子丹武侠电影为观众构建了关于男性气质的现代神话叙事。这些神话叙事象征性地解决现实世界的种种矛盾，为处于从属性地位的青少年男性观众提供心理慰藉。但是神话的社会功能毕竟是象征性的，电影神话并不能解决现实矛盾，而只是自然化了矛盾。而作为流行文化的重要资源，甄子丹电影形象也参与了支配性男性气质的规范性定义，这种定义必然把多数青少年男性置于现实性别秩序中的从属性地位。如此看来，甄子丹电影为观众提供的心理慰藉是短暂的，它的文化功能归根到底是虚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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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洪文慧（1972— ），男，广东南澳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博士，广东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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