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搬演常和访问考察交叉呈现，相互印证
上文中提到纪录片的核心是真实，就历史文化纪录片而言，它的真实性就建立在各种历史资料的运用上。但是，仅仅是创作者自己知道引用了哪些历史典籍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让观众清楚明白地了解，以增强纪录片的真实性。当李自成找到崇祯的遗体并去“拜见”的时候，先是以搬演的形式引出这一场景，李自成说并没有置大明皇帝于死地的想法，而后紧接着，有学者就针对李自成这段与崇祯的“对话”展开解读，并道出了历史的真相，李自成如何找到皇帝和周皇后的尸体，又是如何处理他们的后事。这一段落的设计是将历史和现实融为一体，衔接十分自然。
纪录片与故事片最大的不同就在于，纪录片更强调真实性，而故事片中人为的痕迹过于严重。《公元一六四四》中大量运用了搬演的形式，如果把其中的解说访问、片花等都去掉，只留下搬演的部分，那么，它的真实性就会大打折扣。事件的本身是真实的，交代历史资料和访问实际上就是为了向观众证明这里所介绍的事件是有史可考的，并不是随意捏造的。
资料和访问使纪录片严谨可信，换言之，这一桥段若放在故事片和电视剧中，受众对它的真实性会产生很大的质疑，而在纪录片的叙述中，有了历史学家的证实和解读，其真实度就会大大增加。与纯粹的文字和单纯的解说不同，“搬演”充分体现片子的影像功能，增强其观赏性。
（三）搬演：弥补遗憾
搬演是用来弥补纪实形象资料之不足的，不是根本的创作方法，由于叙事的需要，必须运用搬演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历史文化纪录片这一特点尤为突出。
纪录片《公元一六四四》叙述的是三百多年前的历史故事，那个时候不可能留下影像资料和详细的图画，只有一些官方的历史文献和民间流传的野史，要把这个故事通过影视的方式表现出来，有一定的难度。而作为视听艺术，图像对于观众理解纪录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仅仅凭借纪录片加上一些相关故事的空镜头不足以满足观众的要求，艺术性相对较低，不能展现视听艺术带来的冲击和魅力，因此，搬演对历史文化纪录片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但是，如果有相关的影像资料或实物，还是要尽可能地展现原物。纪录片的本质属性就是真实，搬演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才使用的，它虽不是纪录片必须要用的手法，但对于表现真实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四）搬演：再现与表现的统一
对任何艺术而言，都是再现性和表现性的统一。纪录片最大的任务就是展现真实，还原真实，一切以真实为中心。同时，创作者的主观情感又无时无刻不在发挥着作用，甚至有时候对于纪录片的升华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纪录片只有保持“‘富有创造性的，显示出了非凡的威力和想象力，能够产生真正的幻觉，将现实与想象的边界完全融为一体’的方式。纪录片才可以做到，既表现现实事实，又表现历史事实，既有对客观事实的陈述能力，又有对既定事实的质疑能力”[1]256。也就是说，纪录片再现性需要创作者忠实于历史，按照客观现实来安排和构思，但是，纪录片的表现性则需要创作者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结合史实，融入自己的思想和想法。
《公元一六四四》中，李自成“探望”崇祯皇帝遗体一节的设置，极度地发挥了导演的想象力。而他的根据就是史书中的几段对李自成的描述，说他其实不希望当皇帝，没有那么大的野心，只想在老家西安做西北王。导演通过李自成对一代君主的“探望”，也深深地刻上了自己的主观情绪，而历史上也确实有过李自成为崇祯皇帝感到惋惜的史实，这就达到了艺术和现实的统一，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导演在尊重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想象和联想，结合着同步解说，更让观众对这位大明皇帝感到惋惜。1644年无数的机会曾经交给崇祯皇帝，但是由于他的优柔寡断、用人多疑，使得机会一而再、再而三地从他手中溜走，而这时，昔日的贼子流寇已登上金銮大殿，此时李自成的“来访”或许会让观众内心对崇祯皇帝充满了无限的惋惜。
由此可以看出，想象和联想对于艺术创作包括纪录片创作是至关重要的，它不仅可以让导演和艺术家充分发挥主观情感，还可以调动观众的情感、想象等观赏心理，在不影响整体真实的前提下，充分发挥艺术家和欣赏者的主观能动性，使已过去的客观历史事实具有崭新的内涵。显然，不管是受历史文化纪录片表现性的影响，还是受其再现性的影响，都不可能仅仅对其做简单的介绍和叙述。这里面不但有导演对于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客观复述，而且还应融入自身的情感因素，加上个人对事件的合理推测和想象，使人物和事件更加充满艺术的真实，而不仅仅是生活的真实，达到真善美的完美结合和统一。
[参考文献]
[1] 欧阳宏生.纪录片概论[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4.
[2] 彭吉象.艺术学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91.
[3] 邓天颖.纪录片中的搬演：是虚构还是真实？[J].学海，2009（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