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人因为不能客观地了解、认识日本，而在历史的印痕中保留并夸大了日本的侵略形象，从而使得此期的日本形象流于空疏，千篇一律，呈现出小丑化、脸谱化的特点。
　　三、新时期之后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建设都有了飞速的发展。腾飞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重新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也逐渐加大，和日本的关系有了许多变化，从交流走向合作，在对话中互求理解，逐渐从反思中走向成熟。新时期的中国影视作品也与这种时代的潮流紧密融合，其中描绘出的日本形象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新时期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日本形象首先体现了历史的延承，因为其中还有很多“鬼子”形象。从20世纪80年代电影《红高粱》中残忍地活剥人皮，到《黑太阳731》中用中国人做活体标本，再到《南京大屠杀》中屠城的血腥、残酷和疯狂，这些恶魔般的鬼子形象充斥影片，说明那场侵略战争的确在中国民众的内心深处留下了太深太重的伤痛，而这种罪恶记忆和深重的伤痛势必会在中国影视作品中留下较为长久的回响。这类影视作品还用写实的手法，进一步还原了战争的残酷、暴力和血腥，电影《风声》中各种令人发指的残酷刑罚，压抑扭曲的画面，诡异低沉的音乐都使人沉重得透不过气来。从促进中日关系正常发展的角度来说，一味地妖魔化日本形象无益于睦邻友好与文化交流，但是目前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逃避、遮掩和辩解，日本领导人的不断参拜靖国神社，日本国内军国主义势力的死灰复燃等现象都值得中国乃至周边国家警惕。只要日本政府没有对那段侵略历史进行深刻的反思和反省，战争的阴影就不可能从中国人的心灵深处轻易被抹去。中国影视作品中不断出现、并重复描述妖魔化的日本形象，这种现象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
　除了历史的延承之外，影视作品中的日本形象更多的是突破，体现出从政治化、概念化到人性化、多样化的根本转变。这一时期，中国电影人开始把思考的触角，突破战争的表层，探讨战争状态下人的命运与人性的交锋。《南京！南京！》导演陆川就宣称要在影片中开辟新视野，更多地展现日本兵“人的一面”。虽然各界对此评价不一，但体现出新时期中国电影人对日本形象塑造的努力探索；而姜文的《鬼子来了》更是选择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表现战争这样一个特殊背景下、特殊境遇中人性的对抗、交锋。这种种尝试与探索，对丰富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日本形象，特别是准确客观地再现日本人的外在形象，透视这个民族的内在精神气质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日本民族本身就是有着极为复杂个性的民族。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曾用“菊与刀”这两种意象来象征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日本文化的双重性，认为他们具有“严谨的修身与疯狂的发泄的双重人格”。对于日本，中国人实际上自古至今都不是非常了解，而日本人却一直善于学习和研究中国。因此，如何更好地解读日本就应该是今天的我们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否则，我们就不可避免地会再度面临灾难，重蹈覆辙。
　　在当今这样一个娱乐化的社会环境中，全民娱乐的精神也使得一些中国电影人试图用其他方式去演绎影视作品中的日本形象。从张建亚的《三毛从军记》，到孙敏的《巧奔妙逃》，再到冯小宁的《举起手来》，他们都尝试用喜剧的方式来演绎抗日战争，在残酷的战争阴影之下注入幽默的喜剧效果，带给观众轻松愉悦的观影感受。这类影片就与前两类影片一起，带来新时期中国影视作品中日本形象的多维度展现，体现出中国人深层的社会心理和时代色彩。
　　历史让中国电影将焦点一次次凝聚在日军侵华那段满是血泪的历史上；同时，也是历史让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日本形象越来越丰富和客观。回顾中国影视作品中的日本形象，从妖魔化的他者塑造到小丑化的僵硬模式，从温情化的主观区分，到现在多样化、多维度的描述，这条轨迹表明中国现当代影视作品中的日本形象是一种在中国民众集体心理影响下有着阶段性变化的形象，它既体现了复杂的中日关系的变化演进过程，也折射出中华民族自身的历史和民族精神。
　　［参考文献］
　　［1］ ［匈］巴拉兹•贝拉.电影美学［M］.何力,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
　　［2］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 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1.
　　［4］ 程荒煤.当代中国电影［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作者简介］ 刘璞（1972— ）,女，河南南阳人，文学硕士，南阳医学高等专科学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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