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还是青春偶像剧忠实的“粉丝”。低格调的电视剧集和内容充满着娱乐和物欲。对于身体和心志发育不完全的青少年来讲，没有很强的自制力。电视传播的娱乐节目势必对他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价值观、语言习惯、审美观、消费观产生深远影响。久而久之，必定使其在精神上更加偏离中国社会主流文化。毕竟，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三、电视节目泛娱乐化环境下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对策
　　（一）加强电视娱乐的积极导向功能
　　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中华文化，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电视娱乐文化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对青少年的认知、道德和审美产生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电视娱乐文化在愉悦身心的同时，一样要发挥教化功能，凸显主流价值观。例如在东方卫视《中国达人秀》中，登上舞台的“达人”有为不孕妻子唱儿歌的丈夫、父母双亡的“励志少年”乌日达、等等。此外，蕴涵着一定的价值导向和审美取向、蕴涵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和教育功能的娱乐内容才会得到广大观众以及青少年的喜爱。如湖南卫视的《天天向上》将礼仪与娱乐结合。而《和未来有约》、《成人礼》、《少年成长说》则是将娱乐与高端接轨，在娱乐的形式下彰显对青少年成长的人文关怀，也提升了频道的美誉度。
　　（二）德育工作者要多渠道对青少年进行德育教育
　　德育教育是个长期化的过程，更是施与者与授予者互动的一个过程。在青少年社会实践中进行德育教育要以人为本，解放思想。采用单一的方式不能达到青少年心灵接受的效果，必须将这个方式多样化。
　　德育教育内容不断充实和发展，注重“寓教于乐”的社会实践的教育方式，达到家庭、社会、学校共育。只有让青少年真正在现实生活中感受真、善、美，感受心灵的愉悦与沟通无阻，才能在根本上抵制电视娱乐化浪潮对青少年道德教育带来的不良影响。
　　（三）政府要加强对电视媒介的监管
　　当商业逻辑逐渐控制电视媒介，传播成了资本增值的场域，成了娱乐的场域，进而“自动屏蔽”其他没法带来经济效益的话语和声音，“去政治化”也就成了一种话语政治。文化领导权在这样的机制之下发生变化，娱乐成了一种“去政治化的政治”[1]。正如波兹曼所认为的，相信一个自由市场的电视体系不会限制自由是过分天真的。因此，加强政府监管，相关政策法规的健全是电视业健康发展的保证。
　　电视行业的监管，需要相关法律法规的保证，更要制定出合乎我国实际、符合国际惯例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应的应急机制来抵御和防范；并针对一些弘扬和传承传统优秀文化以及走高雅艺术和精英文化、崇尚健康娱乐、进行公益宣传、关注弱势文化等分众化路线的电视媒体、频道和栏目，从人力、物力、财力和政策上给予大力扶持，从而避免出现片面追逐市场利益，导致电视文化艺术品质整体下滑的不利局面。
　　（四）引导青少年自身提高媒介素养
　　《娱乐至死》一书作者尼尔·波兹曼不无悲观地指出，既然不能强制人“关掉电视”，要摆脱天生娱乐化的电视媒介的控制，唯一“希望渺茫的方法”是学校教育，要教会学生主动疏离某些信息形式。也就是说，只有让学生懂得不能“用笑声代替思考”，才有可能从内心里真正抵制“泛娱乐化”[1]。而让青少年内心真正抵制“泛娱乐化”，必须提高他们的媒介素养。
　　人的自然本能总是倾向于感官刺激，倾向于松弛与享乐，人要成其为“人”，就要听凭“理性”的呼唤。而“理性”是需要培养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媒介指导，就是要帮助孩子面对大众传媒空前发达、信息爆炸的时代，处理好人与媒介、人与媒介信息的关系，合理地安排生命、珍惜生命，提升生命价值的教育。这样的教育，无疑是最具有时代特征的素质教育。
　　青少年自身媒介素养的提高，从主观上能有效减少电视媒介泛娱乐化对其的负面影响，使青少年真正成长为身心健康的合格公民。
　　
　　参考文献：
　　[1]尼尔·波兹曼.商业电视的社会效应，媒介商业主义的批判研究[M].牛津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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