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和人的存在是荒诞的，个体本身处于分裂之中。这样不确定的处境对个体来说一方面充满了自由和选择，另一方面充满了无法躲避的焦虑。由于选择的自由和不可避免，个体面对整个不定的难以把握的世界充满焦虑，主体无法把握世界、无法把握对象就自然不能认识自身，那么个体的统一感便难以建立，因之个体会体验到生命存在的虚无。但人的存在具有超越性，它要求自身克服虚无感，逃避焦虑，为自己寻找存在的理由，于是自欺便出现了。正如萨特所言：“人的存在不仅仅是否定由之在世界上表现出来的存在，也是能针对自我采取否定态度的存在。”⑤ 自欺的关键在于“把人的是在确定为一种是其所不是又不是其所是的存在”⑥。由此，个体通过不断地重新定义自己、否定自己来逃避他人对自己或者是自己对自己的裁判，逃避自己的过去，用一种毁灭过去的方式来获得现在的再生，自欺地相信自己新的现在。
　　在《叔叔的故事》中，王安忆用“元小说”的叙述模式，从“我们”的口中讲述“叔叔”的一生，向读者呈示出“叔叔”背后的故事。读者通过借用“我们”的视角，发现“叔叔”一生都活在“自欺”中。他以为学会抽烟和骂仗就成为一个充满男子气概的大男人了；他以为把“文革”中的痛苦化做小说痛苦的经历和过去就不再存在，他可以用写小说的方式来重写自己的历史；他以为成为受人尊敬的作家后不堪的过去就会烟消云散，他便是一个新人了；他以为得到和“我们”年纪相当的女孩就证明他已经融入了“我们”这一代；他以为他和德国女孩能够交往就标志着他成了国际人，中国融入了世界，不再闭塞，自己融入了人类，不再是离群索居的中国人；他以为用审美的姿态来俯视众生的时候，他得到了超脱，获得了超越世俗的生命体验；他甚至以为把大宝放在老家儿子就不存在于他的生活中。然而，真相却是在“我们”看来，“叔叔”和“我们”从根本上是不同的两代人。即使“叔叔”努力想要融入“我们”的生活，但他身上始终有理想和信仰的痕迹，那是时代给他的烙印，所以“叔叔”即使游戏起来也不是像“我们”只将没有价值的东西，或者与己无关的利益作为代价。“我们”在游戏中是有所保留的，“我们”根本没有付出对自己来说重要的东西，而“叔叔”做不到这样轻重有别，他游戏的代价太高了。原来“叔叔”想要追逐“我们”的伊始，他就和“我们”不同，这注定他没有办法达成和“我们”一致的生活状态，他在根本上和“我们”对游戏的期待和投入不同。最后，“叔叔”在战胜了自己儿子后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幸，他意识到将孩子打败的父亲是不可能有希望和幸福的，他的下一代是他生命的延续，但是却敌不上自己，下一代的孱弱让他看不到希望，而两代之间不仅是隔阂更有敌意，儿子不想让父亲快乐。“叔叔”的幻想破灭了，他不会再快乐了。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和“叔叔”竟然产生了共鸣，我们在与“叔叔”的对照中，发现了自己的卑琐，“我们”丧失了感受外界的能力，丧失了责任感和担当意识，看似可以幸运地在游戏中游刃有余，却是掩盖自己的浅薄、自私和冷漠。“我们”并没有感受过真正的快乐，周围的一切不能触动“我们”，曾经游戏中的快乐也不过是自欺罢了。现在呢，“我们”意识到曾经的自欺，以后也不会再快乐了。由此，“叔叔”和“我们”都没有逃出自欺的生活，我们生活在其中。令人深思的是，当“叔叔”和“我们”都意识到自己将来不会再快乐的时候，这或许又是另一个自欺，我们否定曾经的过去，用痛定思痛的方式来超越曾经的自己，开始新的生活，或者没有快乐，但是我们依旧在自欺中生活。■
　　
　　①⑤⑥ [法]萨特：《存在与虚无》，杜宣良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747页，第78页，第91页。
　　② [法]加缪：《西西弗的神话》，杜小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8页。
　　③ 黄汉平：《拉康与后现代文化批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5—36页。
　　④ 王安忆：《叔叔的故事》，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
　　30页。
　　
　　作 者：董 梁，南通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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