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解是纠纷解决机制中的重要机制之一。调解，是指在发生纠纷的时候，在第三方的主导下，按照一定的原则和规范，通过第三方的排解说服和劝导下，使得纠纷双方相互妥协，退让，以法自愿达成合意，停止诉讼，以达到和谐解决纠纷目的一种活动。调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弥补法律和正式制度、资源的不足，即有解“法结”又有解“心结”的功能，调解成功降低了诉讼纠纷的成本，维系了纠纷当事人的各种关系，有利于定分止争、案结事了。我国的调解机制大致分为三种：人民调解制度、法院调解制度、商事调解制度。本文的重点在于法院调解制度，即探讨法院审理商事案件中，运用调解策略对原被告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的实务状况分析，即我国调解机制中的法院调解在商事案件中的调解活动情况分析。
　　一、调解的渊源和历史发展
　　众所周知，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文化思想体系中，儒家思想的影响最大，占据着主导地位。儒家思想，特别是儒家的法律文化，是一种“无讼”的世界，追求的也是“无讼”的和谐观。孔子云：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在孔子眼中，无讼师一种在崇尚自然、情理、自治基础之上形成的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调解正体现了传统儒家文化的追求自然秩序和谐的理想，儒家思想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以和为贵”，对于古代诉讼纠纷中的处理方式中，调纷止争，注定在统治者的思想观念中，以调解来解决纠纷的重要性。中国古代调解的方式多种多样，依主持者身份的不同，可分为民间自行调解、宗族调解、乡治调解和州府调解等几种形式。[1]
　　早在西周时期，我国就有了调解制度的记载。据《周礼地官》记载，西周设有“调人”这一官职，其职能是“司万民之难而谐合之”，专门复杂调解事务。[2]秦汉王朝承袭西周、春秋战国各时期的传统规定，继续“以两造禁民讼”。[3]统治者在职权设置方面让调解落到实处，秦朝统治时期设“乡啬夫”一职以听讼，负有调解息讼的责任，在县以下的乡里基层组织如乡、亭、里，虽然没有审判权，但可以调解民事争颂。[4]隋唐时期，一些退休离职的官员，充当了调解员之角。由于他们具有一定的威望和良好的信誉，百姓对他们很是信赖，往往不会去官府来诉讼，而是直接找他们来进行调解，说明了息讼和善调的风气。宋朝时，调解有了明确的规定，调解正好具有这样的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共处的功能，也正是因为如此，调解在宋朝被称为“和对”。[5]元朝更有人提出处理民事争议“宜徐不宜亟，宜宽不宜猛，徐则或悟其非，猛则益滋其恶，下其里中开喻之，斯得休矣”的策略，对民事案件和轻微刑事案件应先以理喻之，次而以法治之，并将调解息讼作为为官的一种政绩。[6]调解在明朝被称为“调处”，包括民间调处和官府调处，明朝还设有“申明庭”，要进行民事纠纷，必须先要进行民间调解。至清朝时，儒家文化与法制的相融和一直延续，“息讼”、“无讼”成为了上至统治者的领导，下至老百姓的选择，调解制度也日趋制度化和完善化。由此可见，我国的调解制度根深蒂固，调解意识也是自古就渗透到百姓的诉讼当中，并一直延续下来，不断地发展。
　　在现代社会，无论对于国外还是我国，调解均是一项重要诉讼解决纠纷方式。且近年来，在建构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的情况下，我国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诉讼调解，亦称法院调解或司法调解，即民事诉讼中的调解，是指当事人双方在法院审判组织的主持下，就民事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活动。诉讼调解达成的调解书具有着与判决书一样的效力，均可以进入执行程序执行。商事纠纷案件是指平等主体的商品生产者、经营者之间在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事行为过程中发生的纠纷，主体是指依商事法规定参加商事活动，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的人。商行为，即以营利为目的而从事的营业性的行为。因此商人固有的追求利益目的和商行为固有的个性决定了商事纠纷具有了不同于一般民事纠纷的特点。
　　二、商事案件中运用调解的独特性分析
　　（一）商事案件中主体的独特
　　商事案件纠纷涉及的主体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商人从事商事交易要追求的最终目的是经济效益，即营利。商人追求利益，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承认并保障商人追求利益是商品经济社会发展必然的要求。当商人因为他人损害自己的利益行为而使得自己的利益受损，此时作为一个经济人，商人大部分会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免受他人危害。商人提起诉讼，这一诉讼就是商事案件。调解在商事诉讼中不仅发挥着寻求和谐和公平的效果，其更追求自由和效率。调解成功意味着商主体的原被告均达到其目的，如果调解不成，打不成合议，原被告更愿意通过理性的，强制性的法院判决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商事主体打官司一般是“求财不求气”，如果法院调解协议他们能达成合议，商事主体是很愿意调解的。
　　（二）商事案件的独特专业性
　　正是因为商事案件在诉讼中涉及到很多专业性的方面，并且现代化商事行为分工也越来越专业，越来越细化。现代商法根据各种上市行为在市场上的功能进一步细分为：制造商、销售商、证券商、期货商、租赁商、信托商、担保商、保险商、广告商、代理商、咨询商以及其它各种服务商。[7]这些商事行为的细分，就要求法院在进行调解时针对不同案件所涉及的不同商行为运用不同及灵活的调解方法和策略来进行。商行为涉及到各个行业，尤其是专业性较强的行业，如果法院在调解的时候，抓住商事案件这一特点，在调解之前做好这方面的准备，了解商事案件的专业知识，这样便于在调解中发挥效用，灵活运用调解策略。
　　（三）商事案件的数量较大，并呈复杂多样性
　　随着我国法制的不断健全和完善，一方面由于当事人诉讼觉悟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运用法律来解决纠纷；一方面由于整个市场经济环境的变化，市场越来越发达，商事主体在市场中活动频繁，其参与市场活动的机会越多，就意味着风险就会越大，由此产生的纠纷自然就会很多，所以近年来，法院所立的商事案件也成不断上升的状态，并且所涉及的法律关系众多。保险、证券、票据、期货、企业改制、破产和公司诉讼等案件，在民商事案件中占的比重不断增大，这些案件大多属于疑难、复杂的案件，政策性强，法律适用难，我国法律有些规定还不健全，仍存在漏洞或者缺陷，审理这些案件，对于法院来说较难判决，如果运用了调解，使当事人达成调解合议，对于我国目前的法制建设来说，是一件极有利之事。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